冼笃信的好友、时任一家香港房地产公司驻海南办事处总经理的苏勇向记者回忆说， 1989年，地价还只有三四十万元一亩，到了1992年，这一价格已经涨到200万元以上，1993年，每亩地已经涨到了500万元！
“大家突然意识到原来地皮这么值钱，你有一个公司，先拿到一块地，然后用地作抵押，再到银行贷款，甚至房子还没有建好，就能抛出去，根本不用你操心，就有买家找上门来。”冼笃信说。
“滨海大道上到处飘扬着五颜六色的地产广告，做生意打个电话就行，一块地倒手五六家，基本上每个人都能赚到钱。”苏勇记得，他只打了两个电话，过了一晚上，价钱就从170万涨到了230万，“那时候赚60万都觉得没有意思”。
这时，冼笃信当年被人认定的那场豪赌终于赢大了，他将“120”项目的土地出手，赚了十多倍。接下来，他用赚来的钱在海南四处买地，最多的时候，他手里握着约5000亩土地，当时总值超过10亿元。冼笃信成为当仁不让的海南首富。
1993年，冼笃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他成为海南全省第一个除政府官员之外的全国政协委员。
冼笃信还在海南省电视台给全省人民拜年，做广告，从初一到十五，出尽风头。
1994年，《福布斯》首次对中国富豪进行排名，冼笃信以5亿元总资产进入前10名，位居希望集团刘永好、东方集团张宏伟之后。这个偏居海南岛的小个子男人，在33岁的时候一下子浮出水面，成为商界耀眼的明星。
“我的资产当时卖出10个亿没有问题，但刘永好起步不久，我不敢太张扬，觉得自己前面有人挡着，就很好了。”冼笃信说。
他没有将中国富豪的称呼看得太重。“我更看重全国政协委员，这是一种特殊的认可，说明民营企业可以走上政治舞台。”
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冼笃信发行了2700万元的公司债券，上面印着他的签名，由专门的印钞厂印制。“可以说我是中国第一个发行债券的私人企业，债券1000块钱一张，全国发行，一出来几天就卖完了。”
暴风骤雨
就在海南房地产市场热浪滔天时，1993年3月，时任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的马蔚华找到冼笃信，告诉他目前有20个省的银行资金吃紧，中央很有可能会紧缩银根，“要有所准备”。冼笃信不以为然。
此时，有关中央将要进行宏观调控的风声也从各个渠道传出，少数敏感的人开始将手中的地产出手，包括冯仑、潘石屹、王石、任志强等人。他们成功逃顶的判断从何而来未有定论，但用冼笃信的话说，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当时还排不上号”。
马蔚华的话在三个月之后得到验证。6月底，中央突然下发文件，重拳出击混乱的房地产市场，在紧缩银根的同时，整顿金融秩序。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后来，冼笃信将这次宏观调控视为一面墙。“如果你奋力一跃，翻过去，或许就是一片坦途；而没有翻过去，可能就是破裂的泡沫将你淹没。”
在这个文件下发不久的一次海南商会座谈会上，马蔚华劝在座的人：“有地的赶快变现，尽早脱手，拿钱在手。”会后，马蔚华特意找到身为商会副会长的冼笃信，再次郑重告诉他：“这次宏观调控与以往不同，会很严。”
可是，冼笃信仍没有听进去。他不仅没有将手中价值10多亿元的地皮出手，还拒绝了拿着几千万支票找上门来买地的客户。
这一时期，还有人动员冼笃信把公司上市，他也拒绝了。“我不缺钱，上市以后的管理又搞不懂，我干脆不上了。”
他再次选择了逆流而上，但接连失手。
冼笃信先是因为建高档酒店，被马来西亚人骗走400万美金，接着，又因为“政府的关系，抹不开面子”，在几乎没有经过任何论证的情况下，到五指山投资几千万元项目，几乎都打了水漂。
当时，北京市海淀区政府曾经找到冼笃信，邀请他去开发，并且答应他看重哪块地随便挑，好地段的价格也不过二三十万一亩。冼笃信为此组织了一个考察小组来京考察，但最终没有落子京城。
他做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投资名不见经传的二级城市衡阳。
时隔多年，冼笃信依然记得当初衡阳旧城改造项目开业时的情景：“湖南政协主席来了，湖南省长来了，海南的政协副主席过去了，可以说，在衡阳的时候是轰动啊，我拿了三百万做奖金，刻了一个纯金的金牌做礼物，发给大家，上面有公司的标志。”
后来有很多文章探究冼笃信选择衡阳的真实原因，冼笃信一概否认。“我投资衡阳是因为感情问题，”冼笃信说，“因为我爱的一个人在衡阳。”
至此，这个在海南开发前和建省之初，牢牢抓住机遇的企业家，却在大环境骤变时失去了方向。“昏了头了，到现在为止，我还不肯原谅和理解自己为什么会做出这样愚蠢的决策。”他说。
在宏观调控的冲击下，海南地产泡沫破裂，市场陷入大萧条。冼笃信的巨额财富几乎被蒸发殆尽，他成了一个“最成功的失败者”。
冼笃信将自己当初的失误总结为三个方面：“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把资产处理掉；第二个失误是没有上市，那个时候上市一点问题没有；第三个失误是投资地点没有选择北京、上海。如果选择任何一个城市，凭借我的性格，中国的地产史肯定要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