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地方发展尽了全力，出事之后全部包揽了责任。因为那个时候雷宇还是海南行政区的公署主任，并不是党委书记，出了这么大的事，书记能不知道？所以说，雷宇在海南人的心目中，是了不起的人物。”
1984年9月，这场史无前例的汽车狂潮终被国务院叫停。中央工作组找到冼笃信，因为海南一个区检察院的处长出了事，处长说冼笃信给了他两万一，工作组让冼笃信认账。
“我说没有，两万一是很大的数字啊，再说他们(检察院)还欠我十几万的车钱呢！”冼笃信选择离开海南，一是出去看看，二是出去躲躲，“当时抓了好多人”。
离开的时间，是1984年底。一辆丰田面包车载着冼笃信一路向北，直到石家庄。
对于1984年，冼笃信总结说，“我认识到了国家政策的重要性，不管是对于一个人，还是一个岛。”
海南建省造就的富豪
在离开海南的三年中，冼笃信开着自己的三菱小轿车，辗转于云南、河南和湖南等地，从贩卖猴子到走私手表，从烟草生意到倒卖肥料，“什么都做，有钱赚就做”。
1987年下半年的一天，冼笃信突然从广播中听到了海南建省的消息，他的心情仿佛回到三年前获悉海南成为开放区时的那个大雨之夜。
当年底，冼笃信重回海南。与上次从南平杀回琼山不同，这一次冼笃信并不是一个人。
冼笃信从云南某卷烟厂挖来一个总工程师，并将他的全家接到海南，解决了户口问题。
有了技术人才的支持，冼笃信先后开办了电镀厂、医用香精厂和一个进出口公司。后来，冼笃信注册成立了最终成就他“海南首富”地位的腾龙商贸公司。
1988年4月13日，海南省政府挂牌，中国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诞生。
第一任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来自广州，开发落后的海南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除了招商引资外，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盘活政府手中的土地。“中央把能给海南的全都给了，下面就看我们自己的能耐了。”许在一次讲话中说到。
正是在那时候，冼笃信第一次听到了“房地产开发”这个新名词。
冼笃信的公司位于省军区二所内，隔壁是一家来自汕头的国有公司。在一次聊天中，冼笃信得知他们在三亚有一块地，要进行房地产开发。这个编号为“120”的工程，是三亚的第一个土地开发项目。
凭着商人的敏感，冼笃信相信“房地产开发”——这一陌生概念的背后，肯定隐藏着巨大的商机。他主动要求随汕头公司的人一起去三亚考察项目。考察的结果是，冼笃信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比倒卖汽车更能赚钱的生意。他决意进军房地产业。事后证明，冼笃信赶上了海南地产“淘金潮”的头班车。
“120”工程位于三亚市西河西路，经过与汕头公司的谈判，冼笃信获得了与对方合作的权利，拥有25%的股份。但400万的项目定金差点把冼笃信拒之门外，他手头上根本没有这么多资金。
作为土生土长的海南人，冼笃信的优势在于他的关系网，这是外地来海南的那些开发商所没有的条件。经过一番运作，冼笃信从一家金融机构属下的投资公司拿到了2000万元的贷款。
时值1989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使刚刚起步的海南开发陷入低谷，又接连遭到三次强台风袭击，海南岛一片狼藉。
冼笃信最初只是拥有西河西路南段的开发权，在混乱局势下，与他一起开发路北段的汕头公司准备退出。但冼笃信非但没有听信朋友的劝阻停止开发，反而逆流而上，又花了600多万元将整个“120”项目全部吃掉。
冼笃信的这一做法几乎被所有的人视为“豪赌”，并且必败无疑。但他却有自己的看法：第一，这块地位于三亚市中心，一定能够赚大钱；第二，他为“120”项目投入的5000多万元资金，其中有2000万是贷款。权衡再三，他感觉值得冒险。
“当初的三亚市也害怕我跑掉，我一跑掉，三亚的第一个项目就黄了。”为此，时任三亚市市委常委、副市长江上舟亲自挂帅，担任工程指挥部部长，城建局局长担任副指挥长。
这样一来，冼笃信无疑将自己与政府绑在了一起，模糊不清的政商关系成为冼笃信的最大筹码。
然而，开工典礼上的两件事却让冼笃信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第一件是宣布开工以后，放了两挂大鞭炮，本来放完之后，应该各有一声巨响，但是其中一挂就是不响，等了十多分钟，才终于响了。”
“第二件是鞭炮好不容易响了，但工地上一个巨大的牌楼又被一阵不大的风刮倒了。真是邪了门了！”
冼笃信没有想到，一个属于他和整个海南岛的疯狂的地产时代，就在这个“触霉头”的情景后上演了。
亲历疯狂的地产
海南岛没有让冼笃信等得太久。“120”项目开工后，从1990年开始，海南的房地产市场就开始呈现渐进式升温的态势。
1992年初，邓小平二次“南巡”的效应，立即引爆了海南的房地产市场，全国各地的资金争相涌入这块仅有34万平方公里的岛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