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管是第几桶金，那个特定的时间地点都上演着相同的剧目。流在土地中的汗水不会成金币，但是几张房地产图纸就能堆出金山。那是1992年到1993年的海南房地产狂欢时期。在他的印象中，满大街都是买卖房产的人。“买是为了卖。” 当时全国三十多个地级市都在海南设立了房产公司。
1992年，三亚。有个朋友介绍来的人手持“蓝线图”指着一片地对他说，这块地你看如何？冯仑看了看光秃秃的土地，看看湛蓝的天空，其实他并不太清楚。当时冯仑认为，有蓝线图就很牛了，要是有一个规划部门核准的红线图，在边界上盖上红章的，那就更牛了。300万元的价格，冯仑买下来，转手立刻赚了一倍。
通过这样的方式，冯仑赚了很多，其间也发生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事。一次，冯仑大赚一笔后还朋友的钱。还完500万元，他对朋友谈起刚做的房地产生意。朋友问他，你买的那个楼是跟谁买的？他说跟谁。朋友再问他，你是不是把楼卖给了某某？他说是。朋友一拍大腿，“哎，我底下一个公司卖你的楼被我另一个公司买走，资金还是我借给你的，最可笑的是我们竟然都不知道。”
海南房产的泡沫也沸腾了周边的房地产市场。1992年，广西北海的地产价格也神奇地变化着。春节前，“六兄弟”中的一个说去到广西给大家“办点年货”，发点奖金。去的时候带着500万元，不到一个月，多揣了600万元回来。经过是这样的，在北海最好的酒店，他在三楼签买地合同，然后在六楼签了卖地合同，直到钱落入口袋，他们连那块地的真容都没来得及窥见。
当天夜里，在海南的大排档里六个人庆功。他们醉得一塌糊涂，光啤酒瓶就摆满一桌。走前，一个人拿个空瓶对着桌上的啤酒瓶一扫，“哐当”一声，满地的碎片留在他们身后。
不找靠山
若干年后，冯仑回忆海南泡沫带来的感觉，他直言“很High，快乐和陶醉。人对整个秩序感知混乱和角色错位的时候就会这样，好像神经病和喝醉了酒的人”。
钱来得太容易，整个海南房地产有一种迷幻的气息。在一个娱乐场所，冯仑亲眼见到一个客人给一个歌者20万元的小费。
尾随钱而来的就是物质享受。“我们很奇怪，都不怎么花钱。”不过，冯仑和同伴也会去玩。他说，去娱乐场所，一个人去是好色，一群人去是消遣和应酬。“我们都是一群人去。而且一周也就一两次。还都是推不掉的应酬。”
一周有那么几天的中午，实在热得不行，冯仑和伙伴会去单位对面的发廊，花十几元坐一个小时，那里有办公室没有的空调。
1992年到1993年的一段时间，冯仑和王功权一家共住一套房子，他有单独的一个卧室。夜里，他估摸着王功权一家休息后才回住所，早上又谨慎而敏捷地赶紧出门。“天气太热，回家太早了不方便。”
很多个夜晚，在海风里、椰子树下，长发飘飘、穿着大裤衩的他常做的事就是找一帮朋友侃大山，一边在大排档宵夜。
听起来，这不像是暴发户的生活。事实上，这也绝对不是一群头脑简单的炒房客。冯仑兄弟几个讨论的话题多是“阳春白雪”、“家国天下”。
他和他的兄弟们追求的并不仅仅是金钱，这些个出自体制内科研院所、党政机关的学者们在1992年共同写了一篇文章《披荆斩棘共赴未来》。
直到现在，冯仑仍很能背诵出当时写的话，“以天下为己任，以企业为本位，创造财富，完善自我”。
熟悉吗？用句时髦的话，这不正是现在的企业家们大谈的“企业的社会责任”？
冯仑说，当时他们就是这么想的——做企业，以此推动社会的改革。这也就能理解海南泡沫让他们有种迷幻的快乐，但并没有消磨他们的意志。
在生意上，冯仑还是个新人，他的生意经大多来自南德的两年经验，还有一部分来自他的合伙人王功权，王当过房地产公司的老板。
当冯仑需要老师，需要典型教材，他习惯地翻开了《胡雪岩》。
他在做学者时，曾经翻过这本书，但也就是翻过而已。他欣赏的培根说过一句话，读史明智。要做好商人首先要了解大商人的起伏喜悲。在海南时期，他逐字逐句读这个人，和其他几个兄弟围坐在一起讨论胡雪岩，研究这个红顶商人的红与黑。讨论结果是，大家都认同一条，不找靠山。“李鸿章要扳倒左宗棠，而扳倒左宗棠首先要扳倒胡雪岩。”
冯仑说，靠山说不定哪天就变成了火山，“我们当初就确定了不搞权力寻租那一套，所以你看到我们的企业可能赚钱慢一些，但是都很稳，六个人没有一个人出事。”
海南的泡沫经济烈火烹油之际，1992年底，冯仑来北京和朋友聊天时得知一个消息，国家要进行宏观调控，即将出台文件。那时，冯仑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残酷后果，不过这坚定了他的一个想法，离开海南，“到更大的舞台上去折腾。”
1992年底，万通的注册资金已经改写为5000万，拥有1亿元的投资能力。当年的皮包公司已经鸟枪换大炮，他们要选择的是，海南之外，到底赚什么钱。“当时万通的赚钱机会很多。”冯仑说。
他们决定移师北京、上海等大城市。1993年，万通在北京阜成门地铁附近起势，盖出了万通新世界广场。这也是万通会避免海南18000家房产公司命运的原因，后者绝大多数留恋海南，死在海南泡沫破碎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