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三十，冯仑在三亚度过。阳光、沙滩、度假酒店。此时，中国大部分土地上，人们穿着厚重衣服，戴上手套、捂紧围巾抵御寒冷。而三亚热辣的阳光下，穿着清凉的游人熙熙攘攘，人多到令他感到不可思议。
他数次来到这座岛上。
1988年，他是有行政级别的学者，乘军用飞机前来，一下飞机，看到满目荒凉。
1991年，他从北京“逃”来，想到的是可能的“金矿”。
此后数年他穿着体面，形色匆匆，如过客往来。去年，他和中体产业集团合作在海南开发一个项目。这是他近二十年来第一次以投资者的身份回到海南。
“现在想来海南的岁月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在中国大饭店咖啡厅的一角，冯仑如此对《中国周刊》说。他说话时身体微微前倾，头发短得像小树桩一样，深蓝色的衬衣配上同色系的裤子，光滑干净的皮鞋发出柔和的光芒。回想起海南岁月，他的语调不由地升高，面带含蓄的笑意。
公派闯海
二十年前，他不是这样。用冯仑自己的话说，那时“头发比较长，穿个大裤衩、拖拉着拖鞋在海南的大街上晃荡” 。
1988年，随着海南建省，10万青年渡过琼州海峡而来，冯仑也来了。他被国务院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委派，来海南筹建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29岁的他想大干一场，以做研究的方式参与改革。上头给他的头衔是常务副所长，不过，他拥有的所有公产只有5万元钱、一辆车、一台电脑和一万台彩电批文。
关键是那一万台彩电批文。海南省当时的意图十分清楚，财政有限，只能给政策了。一万台彩电批文很快被卖出去。20万元的研究经费手到擒来。
海南本来是他走学者报国之路的理想岛，不过，一年之后，海南发展改革研究所就突然解散了，他成为了没有单位、没有工资的闲人。他来到北京，等待他的是机关研究院紧闭的大门。他要找维持生计的工作，牟其中接待了他，给他南德集团总办主任兼任西北办主任的职务。
冯仑曾是中央党校历史上最年轻的学生，也曾借调到过中宣部、国家体改委、武汉市经委和海南省委，体制内身份，随着他踏进南德的大门消解了。
观念上的转变是必然，简单地说，冯仑认为南德教会了他“生意是什么”。
到南德后，他第一份具体工作就是办企业内刊。最后他大事小事一把抓。有一段报道记录了他当时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片段：“牟其中的母亲去世后，当时太平间的一位工作人员对忙着给牟母穿寿衣的冯仑说，学会了这个，你就多了一种谋生的手段。”
那时，他仍希望重回体制内，“心理压力很大，来回晃。到底是做生意还是做学者？”他和一群同样学者出身的伙伴讨论多次。其间，他们想到办一个公司，主要业务是帮人出书、写文章、开会然后积累资金后再谋发展，冯仑给它起名字叫“万通”，就是路路都通的意思。这是后来万通公司名字的典故。
1991年，冯仑以装病的方式悄悄离开强人牟其中，他要走的是和牟其中不一样的道路，而海南成为他的归途，“这是当年唯一一个可以创办皮包公司的地方，在别的地方完全没有可能创业。”他笑道。
发家
如果说1988年的海南因为建省而热，1991年的海南则已经处于大开发的前夜，大把的机会开始出现。
冯仑和前同事易小迪，从南德过来的王功权、刘军、王启富一起几个人东拼西凑了3万元，作注册公司的前期费用。新公司叫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公司。(1993年，通过产权改革，此公司变革为万通集团公司，冯仑任董事长。)注册完公司，他们兜里只剩几百元钱。半年后，潘石屹加入，后来，人们称他们为“万通六兄弟”。
创业过程是曲折的。为了求人办事，他们请对方唱歌、喝酒直到深夜。埋单的时候，冯仑傻眼了，一千多元的大单超出了他们几个人身上的现金总额。他赶紧让客人先走，同时让其中一个弟兄去外面借钱。“凌晨一点半，一个弟兄满大街借钱，而其他的人就留在歌厅当做抵押。”结完账，他们搀扶着走出歌厅的大门，冯仑至今也不知道那天晚上到底睡在了哪里。“好像是谁的朋友家，我们几个人在地上铺了张席子，睡在那里。”
听起来，注册农业高技术公司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当时企业需要挂靠单位的政策。不过，他们确确实实找银行贷款做了几个农业项目。
公司第一个农业项目是“种衣剂”。把玉米种子和化肥搅拌在一起，其中包含了一些抗虫害的农业技术。“种了试验田，产量比普通种子高，丰收了，还吃了。”
他还跑到广西万通(海南万通的全资子公司)，跟易小迪一起做香蕉苗的生意。“无土栽培技术弄的，一株卖几毛钱，”广西万通一度成为当地最大香蕉苗生产企业。
玉米种衣剂的项目最后赔了本，广西香蕉苗项目也没丰满他们的荷包。这是产业化的初期阶段，如果坚持下去，扩大生产未必不会赚钱。但是冯仑他们一合计，决定把农业项目都卖出去，因为同时做的房地产项目太赚钱了。
第一桶金的故事被他一句话带过去了，“你们媒体就喜欢问这个问题”。对于媒体上流传的万通发家故事有一个这样的版本：他向北京的朋友借了500万元，借此向银行贷款了1300万元，买了几栋连体别墅，转手赚了一大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