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继民收集到父亲当时写下的近50万字的日记,“孤军营在租界内几乎与‘俘虏营’无异,自由受到限制,生活也非常艰苦。然而从日记中可以看到,父亲依旧积极乐观,严格治军,每天早操前还坚持升国旗仪式。孤军营一待就是4年,正所谓战斗4天,孤军4年。”
随着孤岛形势的不断恶化,敌伪对谢晋元的威胁利诱也日甚一日。日军曾扬言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他劫持到手,而汪伪也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妄图促其就范。1941年4月24日清晨,谢晋元如往常一样率士兵们早操。此时,被汪伪收买的4名士兵伺机忽然拔出凶器,刺杀谢晋元。谢晋元遇害时,年仅37岁。
“父亲殉国后,国民政府特别抚恤5万元,母亲(凌维诚)和阿公一人分得25000元,她用这些钱买了3亩地,自己耕作,维持一家8口的生活。”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她带着4个子女前往上海,由于钱款不够,路上走了整整两个月。“母亲在汕头等待搭便轮,就足足等了一个月,但是沿途只要听说是谢团长的遗孤,民众都热心帮助,令我们感动。后来消息传到上海,‘八百壮士’在沪的,有三四个人来接我们。”此后,凌维诚为了4个子女的读书问题、自己和“八百壮士”幸存者的居住、工作问题四处奔波,但各部门之间都相互推诿,毫无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凌维诚给上海市长陈毅写信,将自己与孤军官兵尚存的六七十人的困境进行了描述。陈毅很重视,1949年,上海市政府发出秘四字第589号指令指出:“谢晋元参加抗日,为国捐躯,其遗属应致照顾,吴淞路466号房屋一栋及墓地一段,悉仍拨归凌维诚居住使用,一般费用酌予减免。”
谢继民说,战争让他没享受过正常的父爱,但他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唤起读者共鸣,体会抗战胜利果实的来之不易,从而更加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