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消费者那一端，产品变化迅速、创意层出的“山寨机”成为这头大象的“集体品牌”，他们让过去被广告定义为需要昂贵价格才能拥有的手机，彻底变为廉价的玩意。
没有人能准确统计出中国山寨机在全球的投放规模，但这个数字至少是以亿计的。自2005年开始山寨手机产业以来，深圳至今累计出货量已经有几亿只，不仅和国外品牌、国产品牌三分国内市场，更远销亚非拉。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新的产业分工模式已经被TCL、波导等传统手机厂商采用，而目前出货量最大的天宇朗通和国虹更是源于山寨体系。
有意思的是，当年很多中国大企业沉溺在与国际巨头的模仿与比较里，2004年联发科来中国大陆市场最初试图和波导、TCL这类品牌厂商合作，但却被当时这些如日中天的既得利益厂商冷待，结果成就了很多陈伟这类的边缘人物和企业。
下流化危机
不过，破坏者也面临被破坏。
相比普通手机，山寨手机最大的竞争优势是价格低、功能新奇和外观独特。但对于山寨产业内部来说，低成本和功能新奇或是来自上游芯片和主板厂商，或者来自产业集群效应，别人都可以轻易模仿。山寨手机企业打倒了别人的知识产权，也要面临自己的新奇功能和独特外观被同行轻易抄袭的尴尬。山寨手机产业在成功打破现有游戏规则的同时，并没有建立新的规则，其内生的自我毁灭机制可能最终导致“革命者被革命”的悲剧。
2008年，昂贵的三星伯爵手机面世后，高仿“山寨手机”也曾一度热卖，但由于多家厂商涌入，质量参差不齐，导致价格一落千丈，由开始的800多元的出厂价跌到后来的300多元。陈伟说，2006年他开发的一款“二哥大”手机（复古大哥大但外形较小的手机）单机利润有数百元，如今一般手机的利润只有几十元到几元，甚至一推出就亏损卖。
大多数“山寨手机”厂商在为今天的富足甚至只是温饱搏杀，几乎没有人关心也没有能力关心明天的午餐在哪里。经过了2005-2007年的高速发展后，随着大量企业涌入，2008年以后山寨产业变得惨烈，金融海啸更让这个行业雪上加霜。一位山寨手机老板曾对记者说，2006年的山寨手机厂商几乎人人赚钱，2007年赚钱的厂商比例超过1/2，2008年赚钱的手机厂商不到1/4，另外1/4是持平，还有1/2是亏损的。
这就是陈伟所说的产业“下流化”危机——在山寨手机市场，也存在“劣币驱逐良币”效应。由于山寨手机的产品创新和法则难以形成门槛，大量厂商涌入，产品同质化严重，必然导致价格大战。一方面，创新者获利的时间越来越短，谁都不愿意付出大成本做深层次的创新；另一方面，由于山寨手机的流通市场常常缺少最基本的监管，部分厂商为了降低成本不断挑战质量极限，例如山寨手机中，5-7元的电池大量使用。现在，山寨手机最终比拼的不是谁更优秀，而是谁更狠——谁更会抄袭、谁敢挑战质量极限和谁更少赚钱，最终形成恶性循环，使整个产业“下流化”。
叛逆者回归
年末岁初，到处都是对山寨机的争论。不过陈伟说他并不太关心，认为那只是媒体的炒作。
“政府很清楚山寨机实实在在地促进经济发展，他们只是希望我们不要太高调，做得不要太过份。”也正因为如此，在每次政府“打压”前，“陈伟们”总是能够通过各种途径提前获得消息而“避一避”，比如将涉嫌抄袭的产品下架，临时关闭办公室和销售点，暂停货物进出口等，只有极少数人把握不好分寸，成为“倒霉蛋”。
虽然2008年被众多媒体称为中国“山寨元年”，但曾在TCL从事研发和项目管理、现经营一家手机设计公司的张强(化名)却说，有4个年头的山寨手机2009年的关键词是“洗牌”，因为价格战即将走到尽头。
这一点，陈伟深有体会。“2008年底是有货没有人要，如今是有需求但无法供货。” 目前山寨手机的售价已经接近成本，更重要的是控制山寨手机厂商命脉的上游元器件厂商现在也不支持这样做。在过去几年中，很多日韩和台湾的元器件厂商，为了抢占欧美厂商的市场份额，低成本甚至亏损出货，这也是下游价格战的源头之一，如今幸存者已经不多，再加上金融危机，上游厂商在缩减产量的同时更强调利润。
现在的山寨手机厂商，已经有人选择退出，剩下的有些老板则转而琢磨上网本这样的新玩意。而陈伟坚持留在山寨手机圈子里。对于未来的前景，陈伟仍然谨慎乐观：“手机市场的需求一直在增长，亚非拉大量刚解决温饱问题的用户还急需‘物美价廉’和‘加量不加价’的山寨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