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对于何如璋的强硬颇有点不以为然。之前，何如璋曾给李寄过一函，其中称：“如璋熟知中国此时决非用兵之时，即虑日人，亦我天恩宽大，必不因弹丸之地，张挞伐之威。口舌相从，恐无了局。然无论作何结局，较之今日之隐忍不言，犹为彼善于此。即终无了期，而日人有所顾忌，球人借以苟延，所获亦多。失此不言，日人既灭琉球，练之为兵，驱之为寇，转恐边患无已时，斯又度时审势，反复踌躇，而以为不得不言者也。”
李鸿章接信后，尽管其在复函中也痛斥日本“阻贡不已，旋改年号;改年不已，复欲锁港。无理已极!”但他又认为，“琉球以黑子弹丸之地，孤悬海外，远于中国，而迩于日本”;“琉球朝贡，本无大利，若受其贡而不能保其国，固为诸国所轻;若专恃笔舌，与之理论，而近今日本举动，诚如来书所谓无赖之横 ，瘛狗之狂，恐未必就我范围。若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亦且无谓”。
在交涉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何如璋致函总理衙门，提出“上中下”三策：一是遣兵船责问琉球，征其入贡，示日本以必争;二是据理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三是外交辩论，或援万国公法以相纠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总理衙门在征求李鸿章意见时，李鸿章从功利的角度出发，认为暂时可用第三策应付。
清廷的妥协主要还是因海军刚刚起步，外购军舰尚在询价当中，无力承担起对琉球的保护责任，对于日本的举动，当时能采取的方法也只能是外交羁绊。事实上，日本在1877年至1878年的国内政局也极为混乱，先是西乡隆盛在萨摩藩发起叛乱(史称“西南战争”)最终失败战死。次年，被称为“东方俾斯麦”的大久保利通被人暗杀。可惜的是，清廷当时连一艘巡洋舰都没有，因而也就未能抓住这短暂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