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考清华只需“对对子”

我们今天的考试还能让孩子领略到学习的快乐吗？

又到一年高考时，每年的这个时节，不管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都会不约而同地问起同一个问题：“今年的高考题难吗？”高考的题目牵动着天下所有父母和孩子的心，前几天偶翻旧书，看到几则关于民国大学入学考试题目的问题，颇为有趣，也颇引人深思。

第一则是1932年清华大学的国文考试题，题目不难，但其中有一道怪题“对对子”，上联是“孙行者”，要求考生对下联。“孙行者”大家都熟悉，不就是保护唐僧上西天取经的那个猴子孙悟空吗，可让大伙对对联，就有点难为这些莘莘学子了。据说后来只有三人答对了，他们对的是“胡适之”，“孙”对“胡”(猢狲)，“行”对“适”，“者”对“之”，答案用的是时髦人物胡适的名字，十分有趣，大大出乎出题者的预料。但后来据一位考生透露，这样答其实也不是十分准确，“胡适之”的“胡”与“孙行者”的“孙”平仄不协(都是平声)，最标准的答案应该是“祖冲之”(南北朝数学家)。

这道怪题的“始作俑者”就是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陈寅恪(1890—1969)是江西义宁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和语言学家，时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国学导师。当时人们都认为“孙行者”的标准答案就是“胡适之”，而且还都以为是陈寅恪有意为之，目的就是调侃一下胡适，其实陈寅恪拟定的标准答案是“王引之”(清代学者)和“祖冲之”，也确实没有调侃胡适的意思。

陈寅恪如此出题肯定有他自己的道理，但社会舆论对于这种考试形式却很不理解，当时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已推行白话文十余年之久，尽管社会上坚持使用文言者还依然不少，但作为整体的教育体制而言，白话文已占据了主流地位，“对对子”在当时的正规学校教育中已销声匿迹多年。所以人们普遍认为陈寅恪此举是有意复古开倒车，后来甚至还有人将这次考试当作笑谈，所以以后“对对子”这种形式再没有应用，更没有推广。

第二则是闻一多先生录取臧克家的故事。臧克家当年报考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时，国文考试有两个题目，一是《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一是《杂感》，两题任选一道，但臧克家两题都做了。他写的《杂感》只有三句话：“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边的苦海！”这三句杂感虽然短小却饱含哲理，后来臧克家在回忆文章中说：“它是我尝尽了人生的苦味，从中熔炼出来的哲理，也是我在政治大革命失败之后，极端苦痛而又不甘心落寞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悲痛消沉心情的结晶。”闻一多对此极为欣赏，从中看到了臧克家的内心世界，于是便给判了98分的高分，将数学考试吃了“鸭蛋”的臧克家破格录入了青岛大学。据说当年闻一多报考清华时，也是其他学科成绩平平，唯独作文文才并茂而为主考老师所赏识，这次破格录取臧克家，可能是一多先生想起了自己的经历，多多少少有点惺惺惜惺惺之意吧。

臧克家开始读的是外文系，因记忆力差想转到闻一多先生的国文系。当他走进先生的办公室，看到不少想转到国文系的学生全被拒绝了，不禁有些胆怯，孰料闻一多一听到他的名字便高兴地说：“你来吧。”从此臧克家便成了闻一多的嫡传弟子，与著名诗人陈梦家并称为闻一多门下“二家”。

第三则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1946年度的联合招生国文试题，这份试题可以说是简单至极，让人看了有不可思议之感。题目共两道，一是作文：学校与社会；二是解释成语的意义：指日可待、变本加厉、隔岸观火、息息相关。看着这些当年的老试题，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感慨良久，与这些简洁、精炼的试题相比，我们今天的考试还能让孩子领略到学习的快乐吗？与如今那些动辄长达十余页、似是而非的高考题目比照，究竟哪一种更接近我们教育的初衷呢？

众所周知，民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乱世，但同时也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那个时期学者文人的许多文章至今仍令我们怀念不已。之所以如此，我想这与当时那种独特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