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新定位：专业桥梁？
红监会到底应该起何作用？
由于定位的模糊以及成员中被曝与红十字会曾有过利益关联，当然，在这其中纠结的不仅是杨团自己。
“我的身份重合问题，也引起了大家的质疑。当初我也考虑过，我的红十字会基金会理事身份会不会影响我在红监会作用的发挥。”同时兼任红基会理事和红监会委员的北京大学教授金锦萍在媒体见面会的现场表达了自己的“纠结”。
金锦萍表示，如果自己的双重身份继续受到质疑，“对我来说，辞去一个志愿者身份，不是什么难事”。
不过，金锦萍表示愿意“坚守”。“我们这些委员今天还坚持在这里，是表明对红会事业有信心。对于红会工作的一些纰漏和错误，我们也都不希望发生。但我们如何保障它不再发生?这正是我们存在的原因。我们要帮助红会去改革，去建章立制，帮助这项事业不断完善。”
自诞生以来，红监会引发了舆论关于其成为红会“传声筒”和“公关部”的疑问，近半年来其独立性一直遭外界质疑，尤其资金问题的纠葛，更是令这个组织数度身陷泥潭。面对这个局面，红监会秘书长黄伟民对《小康》记者称，红监会成立时，主要是从专业配置、社会公信力、热心公益等因素考量，邀请了16位委员，他们有的参加过红会的课题研究，或为红会提供了咨询服务，但在任职时，大部分人的工作已经结束。他们担任委员期间，所有工作都是志愿性质，不获取任何报酬。
出于对利益关系的敏感性，6月9日红监会通过了委员守则规定，担任委员期间以及离任一年内，不得参与红十会的项目，提供有偿服务。而袁岳则当场表示宣布自己以及零点调查集团在三年之内都不会承接红十字会的项目。
“虽然用了社会监督委员会这个名字，但我们的实质应该是专业桥梁，是建设性平台。”杨团对记者表示。
“按照相关规定，红十字会承担红监会在运营过程中的工作费用，尽管这些委员本身没有获取报酬，但工作经费还是由红十字会来承担。”对于红监会运营经费的质疑，红监会秘书长黄伟民回应道。
在袁岳看来，红监会的独立性表现在，这些委员不是靠红会吃饭的人。在杨团看来，红监会的独立性表现在有独立的思想且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当然，有些独立，我们还是做不到的，我们的独立和监督，都是有限制的，因为我们不是监事会，我们顶多用建议的方式。”杨团说，红监会仅是红会执委会下设的一个社会监督委员会。
这个观点袁岳也赞同，他表示现有法律法规并没有赋予红监会任何的调查权。
“问题发生前的监督，是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存在的必要性。” 6月16日，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了红监会的话题。她说，如果能在战略设定、项目执行以及项目结束后的绩效评估方面发挥作用，这与等出现问题曝光后再纠正同样重要，“因此社会监督委员会(红监会)意义非常大”。
“希望红会改革是全社会对于改革呼唤的集中体现”
——专访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
民众对于红十字会以及红监会的诸多挑刺是件好事，能促使其和民间公益打“配合战”。大家希望红十字会改革，实际上是希望整个公共管理体制能进一步改革，这是全社会对改革的一种呼唤，集中体现在红会上
文|《小康》记者 曹伟 北京报道
红监会卷入红会的麻烦中，众多委员遭受了舆论抨击。作为从体制内高官转型为慈善专业研究人士的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并没有被这些“负面”新闻所困扰，他相信清者自清。就当前公众关注的一些焦点问题，王振耀日前接受《小康》记者专访，一一进行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