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赵白鸽表示，红会改革即将进入实质阶段，计划于2013年启动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当年10月中旬，红会公开选拔官员，拉开酝酿一年多的改革序幕。红十字会改革与发展课题组组长杨团称，改革阻力很大，特别是去行政化要侵犯太多人既得利益，推进维艰。
2012年12月8日，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成立，公众对“监督”二字的期待可想而知。只是，此后红监会也被搅进红会这趟浑水，当近日被曝出与红会存在利益关系后，以监督为己任的红监会，其本身的公信力也遭到民众质疑。加之重查“郭美美事件”，红监会亦未给出一个让很多翘首以盼的人相对满意的答案。
或许，我们不该恶意揣度红会提出改革时的信念甚至决心，那很像一个知耻后勇者的最初爆发，尤其在很多细节之处，红会的确在尝试改变。比如“郭美美事件”后红会传闻频发，而赵白鸽总会辗转找到爆料人或媒体记者的电话，一一打电话过去，向其解释事件原委。
就像当成都募捐箱内善款长毛事件在微博曝光，后又经《新京报》报道，红会一时又成舆论漩涡。据悉，在外地出差的赵白鸽与报道记者异地通话一个多小时，聊事件本身，也聊红会的问题和改革困境，却没有“以上对下”的要求。
只是，人们更关心的是，红会最初的爆发式改革在现实的困境中会磨损多少、退让多少，最终会留下几分?
据2013年3月《新京报》的一篇报道，“成都募捐箱事件”曝光后一个多月，在2月5日的一次座谈会上，赵白鸽梳理2012年四个公信力危机事件的应对时，一位记者当场“炮轰”：“成都募捐箱事件”你们就说要开展募捐箱的清理和整顿，现在一个多月过去了，为何迟迟没有结果。你们总是说做了很多事，但在公众关切的热点事件上，实实在在地做出改变来，大家才能信服。否则，别总诉苦。
当时的赵白鸽据说有点尴尬。但在全部发言结束后，她还是表示，接受刚才那位媒体人的批评，全盘接受。只是，她依然没有给出整顿的时间表。
消弭悬疑，公信重建
关于红会改革，无论从其自身角度，还是专家媒体角度，都有过太多评述。
2013年6月，参加第五届海峡论坛期间，赵白鸽曾就红会如何建立新时期公信力、如何接受监督等问题接受采访。她表示，红会将接受法律监督、政府监督、社会监督和自我监督四方面的监督，而社会监督目前主要包括社会舆论监督及红会社监会监督。
而从公众角度而言，很多人还是希望，首先要把“郭美美事件”讲个明白。
但时至今日，要重建红会的信誉，恐怕不是一个重查“郭美美事件”就能挽救得了的。
《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在一篇媒体评论中直言：“在公众已经根本不信任红会的情况下，即使重查得出更多的隐秘，也无法使公众重拾信任，甚至公众还会怀疑重查过程。”
和邓聿文持有同样观点的人很多。在他们看来，红会的革新没有赢得公众喝彩，某种程度也在于它身份的模糊。红会如何去行政化?邓聿文在文中建议，在实践中可以设置一个妥善的方案，但方向不应动摇。即便一时无法去行政化，也须从立法和监管上强制其在公开透明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最大程度地减少其官办色彩。
某种程度上，一个组织的信誉和公信力取决于其是否公开透明，而与它的官方组织身份没有直接关联，“从这一角度看而不考虑中国特殊的环境，红会是否去行政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否做到独立和透明。”因此，邓聿文表示，目前政府可做的，是将红会章程和管理制度向全社会公布，并建立问责机制，切实问责。红会则须定期将募集款项、救助活动及善款使用情况向社会公开、公示，并将救助对象逐户公布。审计部门也要强化对红会的审计与督查，并把结果公之于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