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现实的例子是，之前张北红会在市区主要公共场所、社区均放置了募捐箱，由于没有专人管理，募捐箱被塞进了很多烟头，寥寥无几的毛票和硬币已经发霉，无奈之下，红会只好收回了这些募捐箱。
据《小康》记者了解，依附于卫生部门，筹款渠道依赖政府“铺路”，普通民众及企业参与度较低是各县级红会普遍存在的现状。“说实话我们经常感到红会这一块的工作挺被动的。”申树清说。
心有余 力不足
申树清永远记得那位艾滋孤儿的孤独背影，林康(化名)的父亲、双胞胎兄弟均死于艾滋病，母亲离家出走，留下年近七旬的爷爷与他相依为命，林康本人也被确诊感染上艾滋病毒，并已出现典型症状。张北红会在得知此情况后，立即联系张家口红十字会送其就医。艾滋病属于国家免费医疗范畴，但是林康与没有劳动能力爷爷生活极其极难，张北红会拿出了“博爱一日捐”中的3000元善款送到林康爷爷的手中，老人失声痛哭。申树清心里明白，3000元帮助对于这一对祖孙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
最让申树清揪心的是，曾经有求助者向红会工作人员下跪，期望能够得到更多帮助，而有些受助者接过捐款后失望的眼神，让他无法面对。据张北红会提供的材料显示：2012年张北“博爱一日捐”募集资金313504元，截至2012年底，张北红会共计为49名先心病、白血病患儿一次性发放救助1000元，同时为27户家庭送去1.1万元的救助资金。
“31万多的捐款为什么只花了6万多?”记者问道。
申树清解释道，张北红会所有善款都需如数上交张家口红会，经过二次分配后，张家口红会返还其三分之二作为张北专用善款，但这些善款要留一大部分作为储备，剩余的善款都放在红会专用账户里，任何人不能随意使用。
“一方面我们想通过宣传扩大善款募集来源，而另一方面，又怕宣传多了大家把红会当成无所不能的慈善机构，31万也许单看不少，可是有时候救助一个人就需要这么多钱，我们不能把善款只用在个人身上，也不可能满足所有受捐人的要求，有时候也很矛盾和挫败。”申树清说。
张北红会也一直在思考如何拓宽企业募集资金来源，但面对经常来此宣传募资的红会人员，一些企业主也表达了同样的心境——心有余、力不足。
近年来，张北作为环京津贫困带上一颗新星，招商引资工作日渐成效，但相对于东部发达地区，企业数量及规模还是不能比拟，大部分企业还处于资本积累阶段，自身发展就面临着筹集资金的压力，对于公益事业的投入，实在有限。
“不是这个世界的爱心变少了，关键是我们红会人自己要更努力。”申树清说。
红监会的角色转换
从成立到现在，仅仅过去了半年，因“重查郭美美事件”的反复、对自身定位的不清晰，以及委员被曝有着利益关联等事件，红监会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如何重新定位与红会的关系，如何进一步发挥监督作用，红监会角色将进行何种转换?
文|《小康》记者 曹伟 北京报道
有人曾经做出这样的形容：由于2011年“郭美美事件”的爆发让红十字会仿佛陷入巨大漩涡，此后每每出现一个新的事件，都会让它树立形象和公信的努力付诸东流。
为重塑公众对于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2012年12月7日，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红监会”)成立。而就在今年6月9日红监会召开的年中会议上，在对是否启动重查“郭美美事件”进行表决时，出席会议的14位委员只有两人赞成，关于对“郭美美事件”重启调查，会议认为“还有待进一步征集实证”。
从成立到现在，仅仅过去了半年，因在“重查郭美美事件”上的反复、对自身定位的不清，以及委员被曝与红总会有着利益关联等事件，红监会被推上了风口浪尖。红监会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关系与定位一直饱受争议，在这其中，红监会将如何进行角色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