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参战系统有别，多头指挥无所适从，部队长官骄不从命，地方部队保存实力等诸多因素，致使参加会战各部队之间步调不齐，协同作战能力差。战场指挥官缺乏自动与邻接部队联系策应的习惯。第十军苦守衡阳40余日，而前往解围的野战军如与城内守军适时配合，或可收内外夹击之效，无奈当内围突出时，外无援应；当外围进击时，内徒固守。另一方面，前往解围的各部队之间缺乏联络，步调不一。各军逐次前往解围，此去彼来，未能集中各军优势兵力与日军决战，结果坐失良机，陷于被日军各个击破的败局。
四 官兵素质与战斗力
湖南会战历时三个多月，双方参战人数，国军先后投入16个军、40多个师，35万~38万人；日军先后投入10个师团，25万~28万人。双方伤亡人数，据日军方面的统计，国军死亡66468人，被俘27447人，伤病132485人，合计226400人；日军伤亡6万多人。《湖南会战》下册，第71页；《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第314页。而国民政府军令部的统计，国军伤亡90557人（死49370人），日军伤亡66809人。
日军伤亡人数，双方公布的数字接近。而国军伤亡人数则出入较大。日军方面公布的数字，包括伤、病、俘、亡在内，国军损失过半。国军自己公布的数字，不含病、俘，仅伤、亡两项，占国军参战人数的25％。
导致国军高伤亡率的因素固然复杂，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作战意志，一是作战能力。
关于国军的对日作战意志，历来存有不同的看法。200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张宪文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是近年来中国大陆出版的有代表性的抗战史著作。该书对湖南会战失败原因的分析，主要归因于蒋介石消极抗战，保存军事实力；认为蒋介石首先考虑的不是对日军的积极出击，而是主要准备战后权威的确立，尽力对付中共和防范国民党内的非嫡系，没有同日军在真正意义上展开决战。这一观点基本上沿袭了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大陆史学界的一贯看法。但从前文所述湖南会战前后蒋介石对日军的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来看，谓国军无意与日军在真正意义上展开决战，显然有悖事实。近40万国军兵力的投入，9万国军和6万多日军的伤亡，亦足证国军对日军的积极出击。尤其是长达47日的衡阳保卫战“是八年抗战中，保卫城市作战最长，伤亡官兵最多，敌我两方进行最为惨烈的一场生死搏斗”。其时，重庆20余万市民签名，向苦守衡阳的第十军官兵致敬。日军亦承认“从未有若斯顽强之抵抗”。重庆《大公报》社论将衡阳守军的死拼硬打誉为“抗战精神”。王世杰在日记中称道衡阳守城战“断然为抗战以来之一伟绩”。凡此均说明衡阳国军抵抗之顽强英勇。论者又有谓衡阳的英勇抵抗，是非中央军将领薛岳指挥的，而重庆统帅部则从中阻挠。而本文第二部分的叙述，证明这一说法亦属不实。
另一方面，国军对中共的监视和防范，亦确然存在。据徐永昌日记，1944年6月8日，日军正大举从湘北南犯之际，军事委员会在重庆开会讨论国军各战区作战计划，主要议题有二：一是预防日军北犯陕西潼关，南犯广东曲江；二是“预防共党窜扰后方问题”。6月10日，军令部拟具《国军今后作战指导计划大纲》，其第一条即要求“第八战区以第一线兵团，依陕东、绥西既设阵地，拒止敌人，并监围奸伪”。“如奸伪以抗战口号向西南窜犯时，应令其向渭河以北、三原以东截击敌人，我监围部队应由东向西逐次向长武、邠县、栒邑、正宁方面转移，绝对防止其向该线以西以南窜扰。”此处所称的“奸伪”显指中共军队。同日，蒋介石根据军令部所拟的这一方案，分别密电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和副司令长官胡宗南，针对如何防范中共，作了具体的军事部署。可见即使在日军攻势最激烈之际，国军亦未懈怠对中共军事扩张的防范。
至于国军投入了多少兵力监视中共，据徐永昌7月3日日记：近来英美舆论指责国民党以数十万部队监视中共，以致影响对日作战。徐氏辩称：胡宗南防共军队不过数师，何至影响如此之大。但同月下旬，蒋介石主持召开整军会议，要求将国军现有的321个步兵师减编为240个师。参谋总长何应钦奉命拟订减编方案，240个师中，计划以140个师对付日军，20个师监视中共，40个师作预备队，其余40个师用于西北边防、缅甸及机场防守。这虽然只是一个计划草案，但仍然可以依此推论，国军对付日军与监视中共的兵力之比，大致为7∶1。是时国军共分9个战区。这意味着国军至少以一个战区的兵力监视中共。
另一个值得考察的问题，是国军官兵的素质与作战能力。
抗战初期，日军装备完整，训练精良，常常以1个大队（营）战国军1个师（3团）或1个旅（2团）。日军第一军在山西有过战国军30个军的记录。抗战后期，国军的战斗力更趋下降。据军令部1944年统计，第一战区敌我兵力之比是14∶100；第二战区是13∶100；第三战区是20∶100。平均起来，国军要六七个人才能抵抗一个敌人。徐永昌的估计也大致相似：国军共有320个师，在中国战场的日军约40个师，比例是8∶1。徐永昌认为，这样的敌我力量对比，在水田山地尚可应付几日，一到平地，便多不能支持。何应钦在拟订国军减编方案时，其着眼点亦大致以国军1个师对日军1个联队的比例编制。不过考虑到抗战后期国军编制的缺额，国军与日军的战斗力未必有如此悬殊。战时国军1个师的编制约1万人，每个师的缺额少则2000名，多则3000名。徐永昌亦认为战时国军各师的实际兵力平均要打7折。而日军师团分甲、乙、丙三种，人数为1万多人至2万余人不等。一个师团内辖3~4个联队。依此推之，1944年国军与在华日军兵力的实际比例约为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