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激烈紧张的争夺不仅在硝烟弥漫的军事战场进行，同时也在另一个看不见的文化战场展开。一大批狂热的日本作家、记者紧急开赴中国前线进行“笔征”。他们既拿枪又握笔，蘸血为墨，以笔助战，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组成了一支鲜为人知的“笔部队”。
在这支部队中，著名作家石川达三的经历，极为耐人寻味。
南京大屠杀发生时，石川达三已经是一名获得过芥川文学奖的优秀作家。他不满于日本报刊上那些千篇一律的战争报道，决心亲自前往中国战场一探究竟，以创作一部主题更为深刻的文学作品。
1938年1月8日，石川达三辗转来到担任南京警备任务的第16师团。这是一支凶悍的日军部队，南京大屠杀中臭名昭著的“百人斩”杀人竞赛就发生在该师团。
在第16师团采访的7天中，那些参与南京暴行的日军士兵手舞足蹈地向石川达三炫耀自己的各种“战功”，讲述如何花样翻新地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民众，显然还沉浸在意犹未尽的兴奋情绪之中。这些日本舆论广泛吹嘘的所谓“神兵”如此凶残可怕，让石川达三深感震惊。
1938年2月1日，石川达三回到日本。他顾不上劳累，一口气完成了8万字的小说《活着的士兵》，在《中央公论》杂志上发表。作品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原本都是日本社会善良的老百姓，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然而随着战争的深入，这群出身底层的质朴士兵却逐渐变成了残暴冷血的杀人机器。
石川达三的原意是想区别于那些只知歌功颂德的“御用文学”，从艺术的角度，深度还原日本士兵人性畸变的复杂过程。然而，由于《活着的士兵》罕见的高度真实性，却意外地使这部作品成为侵华日军的暴行写真集，更是他们心灵变异的详细病历记录：
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一等兵近藤是个医生，他在日益麻木冷酷中丧失了起码的同情和良知，仅仅因为怀疑一个中国年轻女子是“间谍”，就当众剥光她的衣服，“他什么也没说，使尽平生力气，将右手的匕首刺进女人乳房的下部……她经过一阵痛苦的折腾后，终于不动了，死了。围观的士兵就站在紫黑色的血泊中。”
“随军僧”片山玄澄来到战场是为了超度亡灵，本应崇佛向善，但他在战场上大杀中国人时，“良心上非但没有感到丝毫痛苦，反而心花怒放，感到无比的愉快”。他左手腕上缠着佛家的念珠，右手挥着一把工兵锹，一刻不停地接连劈死五六个中国人。当他那凶狠的锹头接二连三地劈进中国兵的脑袋时，他手腕上的佛珠发出哗啦啦清脆的响声。
一等兵平尾原本是一位浪漫感性的青年，在战场上却陷入狂躁的神经质。因为一个中国小女孩趴在被日军杀死的母亲身边哭泣，影响了日军休息，平尾便狂吼着冲上去用刺刀一阵乱捅，将孩子捅死。而上等兵武井则仅仅因为被强行征来为日军做饭的中国苦力偷吃了做饭用的一块白糖，就当场把他一刀刺死。相反，他为无法给团长做饭时放点糖而“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