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国政府一直欺骗舆论，竭力把侵华战争美化成“解放亚洲”的“圣战”。《活着的士兵》这样一部直逼战争真相的作品，使其精心编织的谎言不攻自破。日本当局气急败坏，这部作品发表的当天就被火速查禁，石川达三很快以“违反新闻法”遭到警视厅逮捕调查，并被判4个月徒刑，缓期3年执行。连带《中央公论》的有关编辑、发行人、印刷责任人全部受到起诉，被判有罪。
这是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当局制造的仅有的一起“笔祸事件”。军部正是要通过“杀一儆百”的方式，警告日本文坛必须彻底地服从“战时体制”，如果胆敢与“国策”宣传背道而驰，势必招致严重后果！这一举措非常有效，此后像《活着的士兵》这样真实反映日军侵略行为的作品，在日本文坛基本绝迹了，报刊上连篇累牍充斥的尽是歌颂“圣战”的作品。
石川达三被判刑后，从名作家跌落到阶下囚，感到了一种“成为罪人的屈辱”。但日本军部很快就给了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判决十几天以后，石川达三再次作为《中央公论》的特派员，被派往武汉战场采访创作。
为了争取早日恢复“名誉”，也为了偿还对受到牵连的《中央公论》杂志那份歉疚，噤若寒蝉的石川达三这次倍加卖力。1939年1月，他拿出了“改过自新”的作品——《武汉作战》。
《武汉作战》全力渲染日军在武汉之战中的“文明”之举，把战争带来的所有灾难，统统推到了中国军队一边，不放过一切机会攻击、诬蔑抗日的中国军队。在石川达三的笔下，中国军队每撤离一处就放火投毒，而日军每占领一地就努力“宣抚”拯救难民；中国军队在撤离九江时投放了霍乱病毒，日方军队如何仅用了两周时间就消灭了病毒，救助了中国的老百姓；日本人在九江如何善待中国老百姓，九江人民“表现出了最为亲日的感情”，使刚刚经历了战火的九江城店铺开张，商业繁荣，老百姓安居乐业……他还肉麻地吹捧道：“我们以三千年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军，把战火推到了从未有过的广阔地域，深入到了大陆的最深处，应该说这是日本民族在东洋的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