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川达三最终放逐了一个作家最后的良知，和那些他鄙夷不屑的“御用文人”们走到了一起，完全变成了粉饰侵略、掩盖真相的历史罪人。
日本战败后，美国占领军决定追究在侵略战争中负有责任的日本作家。可关键时刻，《活着的士兵》居然因所谓“反战”色彩，成为石川达三的“护身符”，使他免于处分。
那么，石川达三真的具有“反战”思想吗？从他对南京大屠杀前后判若两人的解答，就可见其极为矛盾的心态。1946年5月9日，他接受《读卖新闻》采访时说，“我到达南京时，街上尸体累累，惨不忍睹。”在同年接受国际检察局的审问时，他还承认自己“把南京的屠杀替换成发生在其它战场上的事件写入了小说中”。而1985年，他在去世前3个月却这样改口道：“我到达南京时距日军进城已有两周，丝毫不见大屠杀的痕迹。我想几万人的尸体在两三周内无论如何也是处理不完的。屠杀一事我至今难以置信。”就连他在《活着的士兵》中描写的那些基本事实也不愿承认了。
其实，与晚年的石川达三一样，真心忏悔的日本“笔部队”作家寥寥无几，大多数人反而一味强调日本也是“受害的施害者”，显得诉苦有余，反省不足。军国主义的迷狂和幻灭，最终使他们陷入难以自拔的惶惑失落，整个精神世界出现了一望无际的“黑洞”。这也可以解释在战后的日本，为何相继有众多作家走上了自杀的不归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