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斯大林格勒战役是苏联红军为保卫首都门户而进行的十分惨烈的战争，这场战役也成为二战欧洲战场的重大转折点。其实，在遥远的远东战场上也发生过同样惨烈的防御战，这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中国与日本两国的生死。
“中国将无险可守”石牌是个不足百户的古镇，在宜昌县（今宜昌市夷陵区）境内，位于长江三峡西陵峡右岸，距离宜昌城30多里，扼守长江天险，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古镇石牌在宜昌县境内，位于长江三峡西陵峡右岸，依山傍水。石牌方圆70里，上有三斗坪，是当时的军事重镇，六战区前进指挥部、江防军总部等均设于此。下有平善坝，与之相距仅咫尺之遥，是石牌的前哨，亦为我军河西的补给枢纽，它下距宜昌城仅30余里。
自日军侵占宜昌后，石牌便成为拱卫陪都重庆的第一道门户，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石牌一旦被攻陷，在日军的水陆空配合下，重庆将无险可守，中国将无险可守。为拱卫陪都，中国海军于1938年冬就在石牌设置了第一炮台，其左右有第一、第二分台，安装大炮共10尊，为长江三峡要塞炮台群的最前线。与之相配套的还有川江漂雷队、烟幕队等。驻守石牌的海军官兵共有100多人。
石碑保卫战发生位置
由于石牌与宜昌几乎处于一条线上，要塞炮台的炮火可以封锁南津关以上的长江江面，极具威慑力，令敌望而生畏。为保卫石牌要塞，军委会派重兵防守。
日军对石牌要塞早有觊觎之心。1941年3月上旬，敌曾以重兵从宜昌对岸进攻过石牌正面的平善坝，并以另一路进攻石牌侧翼之曹家畈。两路日军当时都遭到我守军的严重打击，惨败而归。因此，日军这次不敢贸然从正面夺取石牌要塞，而是采取大兵团迂回石牌背后企图攻而取之。石牌要塞保卫战是这次会战的关键。
石牌为我军全线扇形阵地的旋转轴，正如当年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坚守旋转轴，顶住敌军的正面进攻，伺机侧击敌军。因此，蒋介石对石牌要塞的安危极为关注，他不止一次地给六战区陈诚、江防军吴奇伟拍来电报，强调确保石牌要塞。5月22日，蒋介石又发来电令：“石牌要塞应指定一师死守。”
参战的中国军队
如此重任即落在十八军第十一师身上。为坚决保卫石牌要塞，5月27日江防军调整部署，决定以攻守长阳、宜昌两县间之稻草坪、高家堰、余家坝、曹家畈、石牌之线为决战线。至此，鄂西会战进入决战阶段。为保障决战胜利，陈诚命第十集团军第九十四军主力转移到长阳资丘附近，掩护江防军右翼。同时调动空军战机协同地面陆军作战，并对日军后方实施轰炸，切断敌之增援和补给。 在此关键时刻，从重庆传来蒋介石5月26日颁行的手令。蒋氏指出，石牌乃中国的斯大林格勒，是关系陪都安危之要地。并严令江防军胡琏等诸将领，英勇杀敌，坚守石牌要塞，勿失聚歼敌军之良机。
我三军将士斗志倍增。死守石牌要塞的第十一师师长胡琏当即立下遗嘱，决心与石牌共存亡，并把师指挥所推进到离火线很近的虫客蚂包，亲临指挥。“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战争的直接指挥重任即落在十八军第十一师身上，师长胡琏，一位国军的名将。
当时双方的兵力对比如下：日军，两个师团、一个旅团，一共10万兵力直面扑来；国军，胡琏率领的十八军第十一师驻守核心阵地，第十集团军第九十四军主力掩护右翼，空军战机协同作战，并对日军后方实施轰炸，切断敌之增援和补给。胡琏是一位善于山地作战的将军。他重视利用石牌周围山峦叠嶂、壁立千仞、千沟万壑、古木参天的有利地形，构筑坚固工事，并在山隘要道层层设置鹿砦，凭险据守。5月28日，日军第三、第三十九师团开始向石牌推进。是日，日军第三师团从长阳高家堰进入宜昌县境，向我第十一师第一道防线南林坡阵地发起攻击。同时，右邻之十八师阵地也受到日军的袭击。至此，一场争夺石牌之战在西陵峡展开。战斗之激烈，为八年抗战中鄂西战事所绝有。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为了每一寸神圣的国土，我十八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就抵御外敌的钢铁长城。南林坡阵地是日军主攻目标。我守军第十一师三十一团三营官兵奋勇抵抗，战至黄昏时分，敌军接连发起5次冲锋。右翼九连阵地首先被敌攻占，左翼八连阵地继而也被敌突破，连长阵亡。然而，配有重机枪排和迫击炮排的第七连阵地始终坚守，并以猛烈的炮火向敌射击，予敌重创，阵前陈尸数百。七连官兵伤亡也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