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荣今年已经90岁，但是回忆起往事，他仍然会激动地说：“我是一名孤儿，是共产党、新四军把我领进了这个革命大家庭。”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他每一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也常常与死神擦肩而过。
人物小传
苏荣 生于1926年，江苏东台人。1942年参加革命，1944年入党。新四军老战士，曾任海军上海基地副司令员。
孤儿求学路
我的家在江苏东台。从小家里贫苦，租了不足三亩土地，收的粮食很少，交租以后大概能吃三个月左右。我家当时是6口人，我8岁时就跟着母亲到地主家打工。
地主家的长工很坏，我在锄草时，他就看着。不小心弄掉一株苗，他就要扣工钱。我与母亲两个人的工钱被克扣后只能买一升米，煮一锅很稀的粥，每天家里每人只能吃一碗粥。日子过得很艰难。
当时需要人打工的地主，会在家门口旗杆上挂一面小旗子，人去多了就不要，所以我们一早起来就看哪家地主要人，赶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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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粮食不够吃，有时候两三天都喝不上一碗粥，不得已，父母把两个妹妹卖给人家做童养媳。我和母亲不放心，晚上曾经到那家去看过，妹妹脸上到处都有伤痕。我们刚一出门就听见惨叫，原来妹妹抱着妈妈要回家，所以我们一走他们就打妹妹，说是花钱买了你，你还要走。我当时只能告诉妹妹，家里一分钱都没有，你就忍着吧。我们再推门进去时，只见他们用烧火用的铁叉打她，打得很惨。两个妹妹受尽了虐侍、煎熬。解放后我想办法找她们，结果一问都死了。
1937年，我11岁时，父母亲同时生病，没钱医治，在10天内相继去世，从此我就成了一无所有的孤儿。
家里只有一个破房子，还漏水。父亲有个朋友，是山东人，叫王茂才，很讲义气，看我这么苦，就收养了我。他当时在大来垦植有限公司做清洁工。觉得就算给我一碗饭吃，长大了也只能跟他一样做清洁工，还是想让我读点书。王茂才的儿子读初小二年级，带我一起去上学，问我上几年级，我也不知道，就跟他上了二年级下学期。读书非常不容易，但我很努力，第一学期就考了第一名，所有功课都是第一名。老师让我三年级不要读了，直接上四年级，四年级功课也全是第一名。五年级当地没有，王茂才托一位姓吴的朋友，让我到其他地方上了五六年级。
读五年级的时候，新四军来了。这时候校长换了，也是新四军的人，他对我特别关心。
1940年8月，我准备考初中时，日本鬼子侵占了东台。我一边到姓吴的妹妹家里带小孩，一边在学校上课。日本鬼子天天来，士兵拿着长枪站在那里，要按照日本那一套教育我们。有次我听不进去，态度有点不大礼貌，士兵过来一把抓起我的头发训斥。我随即罢课。
那段时间，校长和地下党员蒋键同志派我到敌伪据点去做事。受到他们的影响，我懂了不少革命道理。
后来，日本鬼子扫荡，大家纷纷逃难。有一次，日本鬼子在后面追我们，大家逃到一个河沟边，日本鬼子追上来，一枪就打死了一个小孩子，孩子当场倒在我眼前，鲜血直流，这对我影响很深。从此，我特别想参军。
1940年的下半年，蒋键把我领去了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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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2月，蒋键同志要我赶到指定地点，接受一个特殊的任务。他告诉我，本来是要我参军的，结果苏中二分区敌工部有任务，经慎重研究，认为我比较合适。
新四军的一位女同志孙玲玲同我谈了很多，原来我以前打工的那家姓吴的人，已是伪军旅长郭正治的参谋长，可以利用。我在新丰镇小学读书的时候，郭正治的儿子读六年级，很傲，后来一看我的成绩都是第一名，对我有点刮目相看。敌工部的同志注意到这些细节，认为我同他们搞好关系比较容易。希望我能通过吴参谋长的关系，经常进出郭正治的家，搞到重要情报。
这个任务我当时听后有点“悬乎”，一是他是否会把绝密文件带回家，许是放在办公室里呢;二是当时没有照相机设备，要把情报弄出来全得凭借记忆。孙玲玲说，一旦被敌人发现，可能有生命危险。我当时是个孤儿，家里也无牵挂。我说不怕，既然组织上相信我，要我干这事，我就要有牺牲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