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长曾说陶司令最讨厌自己讲得很清楚了参谋还要问，但刚才说了好多事情，我没弄清楚怎么去传达。如果是个打过仗的老参谋说不定还能对付过去，但我是个新手，第一次听到陶司令布置，弄错了，一问三不知怎么办。想了半天，觉得不行，还是厚着脸皮问，为了作战胜利必须要问明白。
陶勇司令态度不错，因为我是个新手，他讲得比较细致，但还是委婉批评我说：“你是新来的，可以谅解，不过以后我讲的时候你必须用心听，你是共产党员，打仗不能有丝毫差错。”
命令传达完，我心里反而更害怕，回去向陶司令报告。他说：“不要讲了，支队的电报来了，我看蛮好。”这下，我的心一下子放下来，第一次传达任务就这么结束了。
思想改造起义部队
1945年天目山战役中，国民党美式装备的“忠义救国军”第二纵队第四团第二营营长姚健举行起义。姚健不满蒋介石不打日军而要消灭抗日的新四军。他对陶勇的威名早有所闻，就派了一个亲戚送信给陶司令和王必成，想碰到哪个就给哪个，结果碰到陶司令。他提出要起义，还想把整个团都拉过来。陶勇给他回了信，赞扬他投向光明，但采取什么措施起义，还需要谋划。因为牵涉的人太多，万一有人告密怎么办。信上说：即使最后只有你一个人过来，也是对蒋介石很大的打击。
亳州:纪念抗战胜利老兵齐签名
起义成功，姚健带了200人的亲信部队一起过来。第二天大家开了欢迎大会。为了改造起义部队，陶勇司令把我从侦察科调到起义部队当书记。陶司令找我谈话，说姚健思想比较进步，投向光明。但是，他带过来的这些人思想比较复杂，有的还很反动，所以对起义过来的部队进行改造非常重要，而且必须在短时间内把它改造好。因为它是战斗部队，要打仗的，弄得不好又带着人跑回去，那就麻烦了。这话公开不好说，实际上心中要有数。
姚健本人是要求进步的，同我也谈得来，他又喜欢听一些革命故事，对我很敬重。我当时就想，自己不可能直接去找起义的人教育他们，现在重点还是姚健，让姚健再去做他亲信的思想工作。
做思想工作，有的人讲真话，有的人瞎敷衍，有的人说一套做一套，姚健觉得比较难。我说我给你出个点子，在骨干里面找威望高的、别人都愿意听的、大家都相信的人，首先做好这些人的思想工作。他一听觉得好，就把普遍教育和个别教育结合起来，让有威望的骨干去影响其他成员。
当时，起义的人中有几个人散漫惯了，到哪里都很随便，奸淫烧杀的事都干过。我们纪律严明，所以他们很不习惯，有时候跑到树林里去放枪、打鸟，好几个人都是这样。我对姚健说这样不行，虽然现在他们还没有去奸淫妇女，但这些行为会慢慢蔓延开来。他就采取了我提出的办法，情况很快改变，效果很好。
由于姚健是起义过来的，当时外面还有许多人跟他联系，我十分紧张。特别是我们从江南撤回来以后，忽然来了一帮人，我又不好在场，于是我就假装在他附近挂地图，挂上去又拿下来，听着看着，幸好没有出什么事。
部队改造很是成功，后来他们很多人都成为我们的战斗骨干，打得很顽强、英勇，姚健本人也成为我们部队的一名中级指挥员，他打过苏中七战七捷、豫东，还有高邮等好几场大战役。
险被日军炮弹击中
一场战斗刺死3名日寇
我入伍后，基本都在团以上的机关工作。我多次提出要下连队体验，但都没有得到批准。正好调到团部当书记的时候，我可以深入到下面的连队，甚至一个班。
有一次战斗，我跑到前沿的一个战斗班去，班长很意外，我说今天要跟着你们一起打仗。他要我在后面，我不听他的，冲到最前面。敌人的子弹很密集地打过来，我也不害怕。我思想上没有任何顾虑，家里也没有什么牵挂，不怕死，有牺牲准备。
有一回，听到天上飞过像鸽子一样的响声，正纳闷是什么声音，只听得“咣”的一声巨响，就在我旁边爆炸了，原来是敌人的掷弹筒。这下爆炸后，我上下牙齿就不断地咬，我自己就想不通是怎么回事，怎么也控制不住。我又怕给人家看到，就冲在最前面，离旁人远一点。牙齿发抖也没有办法瞄准，就一面冲一面打。正好一个日本鬼子给我逮住打倒了。打倒这个鬼子后，牙齿也不咬了。
后来我才知道，第一次冲锋陷阵多数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大家都不好意思讲，比如浑身发抖。有次战斗我带了一个炮兵排长，叫他到最前线看好阵地。这时敌人的机枪呼呼地打过来，他把头压在下面，屁股朝上。我说你把炮兵阵地看好，他抖个不停，我大声说你怎么搞的，他还是抖。我说你站不起来就枪毙你，他居然就不抖了。后来他还感谢我，幸好我说要枪毙他，不然还要抖下去。
这说明不管做什么事，都有一个磨炼的过程。
头顶上一块头发被掀掉
1945年7月，打日寇一个据点，日寇顽抗，地形对我们不利，据点没有攻下来。当时我就在特务团，姚健团长要我向敌人喊话，让敌人投降。当时我们处在月光亮处，我们一动他们就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一喊话，他们就发现，还派狙击手打我们，打得很准，从头皮边上擦过去。第三拨喊话时，敌人换了个狙击手。我头一伸，“嘣”的一声把我的帽子打掉了，子弹从我头皮上擦过去，掀掉一块头发，还淌了血。
这顶帽子后来怎么也找不到。部队撤走的时候，我是光着头走的。
1945年12月高邮战役，我华中野战军第八纵队，就是原苏浙军区三纵队改称的，19日夜里正式发起进攻，25日发起总攻，26日凌晨4点战斗结束。这次战斗日本鬼子有1000多人，伪军有将近4000人。当时日本已经投降，但日本鬼子不向我们投降，与国民党合在一起，进攻解放区。
当时我在作战科当参谋。南方部队攻城都用竹梯子，总攻开始后，天上下着毛毛雨，部队战士浑身都是泥，只有鼻孔眼睛还能看得出，如果不讲话，就是再熟的人也看不出是谁。我接受任务，爬梯子上去，爬到第五格的时候，一滑“咚”的一声掉下来，幸好下面都是泥浆没有摔伤。我继续上去，到城墙上面时，发现日本鬼子几挺机枪对着我打，封锁了我的去路。我想如果被他们打死就不能执行任务了，而当时这个任务只有我一个人在执行，于是我对跟随的两个侦察员说了我今天的任务是什么，叮嘱他们：“如果我被打死打伤，你们要逐一接着上。”
机枪射击有个间隙，约几秒钟，我就一滚，正好头朝上，帽檐被打了个洞。本来帽子应该掉下去，因为子弹是从后面打来的，结果反而扣得更紧。这时我考虑时间很紧，就告诉两名侦察员，不要过来，到什么地方去等我。这样可以节省时间，也避免他们伤亡。
当时粟裕指示，一定要把高邮这个钉子拔掉，不拔掉对我们很不利。日本鬼子还是有战斗力的，比国民党的战斗力强，武器也好。后来，经过艰苦的战斗，我们赢得了胜利。我们俘虏日军900多人，伪军42师师长以下3500人左右，这也是我们对日战斗的最后一次。
两架飞机炮打一人
高邮战役结束的下午，我和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副司令彭德清，一起到淮安执行任务。当时我们乘了一辆缴获来的卡车，没人开车，就叫俘虏兵开。大概出了高邮三十多里路，国民党两架飞机出来轰炸运河上的船只。我们本来准备把这些物资运到淮安去，结果都被飞机炸沉了。
后来他们发现公路上还有一辆车，又马上飞过来，我就叫司机停车，吩咐彭德清的警卫员向东，带着彭德清赶快离开公路隐蔽起来。我向东南方向沿着壕沟走，但一看飞机上还有两颗炸弹，扫射时隐蔽在壕沟里扫不到，炸弹丢下来就难说了。我想彭副司令太危险了，就干脆走出壕沟，把自己暴露出来。当时想，我出来后它最多打两下就走，不可能一直盯着我打。但它就一直盯着我打。
那是个山芋地，这两架飞机很特殊，机头上有机关炮，机尾也有机关炮，俯冲下来扫射，回上去时屁股后头也向下扫射，左右来回地扫射。我躺在地下没动，假装被打死。
飞机足足打了十几分钟，根本没离开。子弹全部打完它才走。飞机一走，彭德清赶紧出来找我，他很紧张，以为我阵亡了，两架飞机打一个人，地里的山芋都被打得粉碎，何况是人。没想到，彭副司令看到我走出来，顿时很惊奇，同时也很感动，过来和我热烈拥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