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的枪声，已过去了102个年头。对当年那场空前变局的评价，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遭到批判，改良备受吹捧，甚至于清廷的逊位，也被某些学者赋予了“光荣革命”的光环。
正如杨奎松教授所说，“一种民主革命运动的发生，需要有一个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中国当时既不存在力量均衡和靠契约解决冲突的文化传统，又不存在一个崇尚民主自由思想的社会基础。哪怕是就思想引入来说，当时也没有做好准备。”甚至于连用白话文办报这样最基本的社会基础条件，也还要等到五四时期才稍有改善，幻想在1912年就实现民主政治，未免太天真了些;而因为没实现民主政治，又把责任推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头上，则未免更天真了——正好比渔夫雨天带着直钩出门钓鱼，没钓到鱼然后怪天不该下雨，然后唠唠叨叨说什么若是晴天肯定就钓到了;可事实上没钓到鱼跟天气哪里有半毛钱的关系呢?社会基础那么差，1909年调查具有选民资格者竟不足总人口的0.4%，这样的大环境下民主政治如何可能搞得起来?换句话说，在1911年前后，无论是被推翻的清廷，还是新成立的民国，其实都没有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
但也正因为如此，革命就成了必然的结局。当民主政治成为时代的“政治正确”，清廷愈不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更何况其主观上根本无意搞民主政治)，革命的正当性和号召力就会越来越大——尽管革命最后限于社会基础，也并不能真正建立民主政治，但这已是后话。革命党会收获越来越多的正当性，立宪派会与朝廷的离心力会越来越大，这个趋势，终有一天会发展到将朝廷拉下马来。
结语：
既如此，辛亥的意义究竟何在呢?不妨参考辛亥后的第一个十年的双十节梁启超的意见：“辛亥革命有什么意义呢，简单说：一面是现代中国人自觉的结果，一面是将来中国人自发的凭借。自觉觉些什么呢?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件叫做民族精神的自觉，第二件叫做民主精神的自觉。”
没有拔高，也没有贬低，“自觉”还远远不够,“自觉”也已经很不容易。这样一段出自立宪派领袖的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可谓再中肯不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