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的枪声，已过去了102个年头。对当年那场空前变局的评价，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遭到批判，改良备受吹捧，甚至于清廷的逊位，也被某些学者赋予了“光荣革命”的光环。
与朝堂之上，也就是体制内官员闭口不言“民权”相反，处江湖之远的体制外知识分子对“民权”的追捧则已颇具规模。譬如：梁启超执教湖南时务学堂时，即怀着“保中国不保大清”的革命之志，日日以“民权”激励学子，将当世政治体制视作“后世民贼乃借孔子之名以行专制之政”;又如唐才常曾说：“西例，以民为国本，国为公器，民叛君未叛国，君虐民斯叛国，国与君显有区别。……其意颇合孟子，公羊之微言。”甚至被后世目为顽固派知识分子的叶德辉，也曾说道：“凡人有自私自利之心，不足与议国事;人具若明若暗之识，不足与论民权”;严复说得最露骨：君既然出于民“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梁、唐二人当时均系革命党，而叶、严二人则是典型的改革派;可见当日改革派与革命党均以“扩张民权”为终极目标。
3、1900年国难，使体制内改革派痛感国家亟需一种新的“民主决策机制”
1900年的巨大灾难，对帝国的民意而言，是一道极为关键的分水岭。孙中山对此深有感触，他曾比较过1895年10月广州起义与1900年10月惠州起义的民心之别，深有感慨地说，同样是失败的起义，民意的反馈却大不相同。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时，“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漫骂之声，不绝于耳”;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孙氏因此感到“心中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迷梦已有渐醒之兆”。
民意的这种巨大变化，在体制内也有相似的体现。庚子年前，体制内改革派私下里或许对“兴民权”极感兴趣，但公开的奏折里，却从来不敢提这三个字，非但不敢提，每每谈及“议院”一类事物，必然要一再申明其只是一种“智囊机构”而已，绝不会对至高无上的君权造成任何损害。但1900年的巨大灾难，让许多体制内改革派对朝廷的“寡头专制决策机制”彻底丧失了信任。乱局起后，东南督抚们敢于抗旨，拒绝北上“勤王”，而擅自搞“东南互保”，本就是对朝廷“寡头专制决策机制”的一种否定。而两广总督陶模在乱局初定之际，上书朝廷，要求设立议院，则是希望用一种新的“民主决策机制”来取代旧的祸国殃民的“寡头专制决策机制”。陶模说：“议院议政，而行政之权仍在政府，交相为用，两不相侵”——很明显，陶模设想中的“议院”，拥有国家政务的决策权，“政府”拥有的则只是执行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