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的枪声，已过去了102个年头。对当年那场空前变局的评价，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遭到批判，改良备受吹捧，甚至于清廷的逊位，也被某些学者赋予了“光荣革命”的光环。
咨议局是清廷在“预备立宪”阶段设立的地方民意机构，咨议局在辛亥年的集体倒戈，既意味着清廷丧失了合法性，也意味着民国的诞生有着极为充分的“民意基础”——当然，这种“民意基础”主要集中于精英知识分子，包括激进的革命党知识分子和保守的立宪派知识分子。至于底层民众，他们虽然因为痛恨“清末新政”(几乎所有的新政名目，都成了官吏们借机敛财的机会)，而乐于看到清廷的垮台，但对“民权”、“民国”，却并无多少主动的需求。这恐怕也正是民国成立后民主政治迟迟难以建立的主要原因之一。
7、严重缺乏最基本的社会基础，无论是民国还是清廷，都不可能造就真正的民主政治
廓清了民国诞生的真实民意逻辑，就不难发现，当下大陆知识界流行的许多对辛亥革命的“反思”有多么不靠谱。譬如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很简单，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可能会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社会的转型。在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已经在进行改革。比如，那时制订的法律，在今天看也是很超前的。”(《李泽厚：告别辛亥革命》，《信睿》第六期，2011年8月)
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有三。其一，将革命与改良简单视作对立面，仿佛二者水火不容。其实历史的真相恰恰相反，晚清的最后十年里，革命与改良实乃一体两面。如徐锡麟刺杀恩铭之后，拥护改良的《大公报》刊文称“实为可贺”，理由是：“贺其鞭策我政府速行立宪也”;满族亲贵奕劻、端方也说，必须要加快立宪步伐，如此才能消弭革命党的影响力。其二，将辛亥革命单纯看作革命党的产物。殊不知，相对于此前失败的黄花岗等历次起义，武昌的枪声并没有显出特别的强大，其之所以能够使清廷瞬间土崩瓦解，恰恰在于立宪派在经历了1908年之后的种种绝望之后，选择了与革命党站在一起。没有立宪派的及时响应，就没有辛亥革命的成功。立宪派们自己当年都绝望放弃了清廷，后人却仍在幻想“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岂不可笑?其三，并不区分立宪派的改良和朝廷的改良之间的巨大区别，须知，若没有立宪派的支持，朝廷岂能以一副空架子将改良落实到基层?
当然，不可否认，民国成立之后，出现了太多太多的问题。但若因为存在这些问题，就调转头去否定辛亥革命，喊什么“告别革命”的口号，恐怕就有些滑稽。设想一下：即便没有武昌的一声枪响，让立宪派继续他们的“英式立宪”梦，其情形与1912年的民国，其实也不会有什么两样：政坛上活跃的还是同样的一群演员，同样的几股势力，同样的政治游戏规则，何以就能保证其结果一定会比革命而生的民国更好呢?真正的问题其实不是出在“革命”上，而在于当时的社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