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的枪声，已过去了102个年头。对当年那场空前变局的评价，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遭到批判，改良备受吹捧，甚至于清廷的逊位，也被某些学者赋予了“光荣革命”的光环。
陶模的这种要求，与当时的民间舆论遥相呼应。梁启超说“必取数千年横暴浑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浙江潮》杂志刊文说“立宪政体之要素，在人民有参政权”;《大公报》说：“图治之根源，首在立宪法，予民权。如此……则中国之前途或犹可补救于万一”;……
但对朝廷来说，开议院这样的要求，是难以接受的。自1901年到1905年，慈禧太后支持下的清末新政其实只干了四件事情：1、整饬吏治，调整机构;2、整顿军队，编练新军;3、振兴实业，奖励工商;4、改革教育体制，变更人才选拔方式。这些内容，其实与当年的戊戌维新，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戊戌年这些举措没有能够深入搞下去罢了。而对朝野内外要求“立宪法、开议院”的呼声，“寡头专制决策层”的态度是充耳不闻。慈禧很明白：“立宪法、开议院”，对国家而言，是政治体制改革;而对“寡头专制决策层”而言，则是权力的重新分配。
4、1905年废除科举，传统士绅不得不向“议员”转型，“民权”呼声随之高涨
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虽然给了很多体制内、外知识分子“证明”立宪政体优于专制政体的机会，但这种“证明”，知识分子自己并不一定信，朝廷则根本不信。因为遍观当日的评论文章，并没有人能够讲出一种使人信服的逻辑，来解释日本战胜俄国，确确实实主要是因为政体的差异。尽管如此，日俄战争仍然大大刺激了当时的国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追求——这场在中国国土上进行、而中国无力抗议，竟只能耻辱地宣布“保持中立”的战争，对国人变法图强的决心的刺激可想而知——1905年，帝国8位总督当中，已有5位明确上奏要求朝廷“立宪”了。迫于此种压力，1906年，朝廷不得不宣布“预备立宪”。
似乎是为了更好地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在因“预备立宪”而颁布的《各省谘议局章程》里，朝廷规定，“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是构成议员的选举与被选举资格的重要条件。稍后的统计数据，也证实清廷的这一规定得到了很好的落实，在清末各省谘议局中，有科举身份的绅士议员，一般占到了议员数的90.9%以上(据台湾学者张朋园教授统计)。
朝廷此举看似得计，其实不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1905年的废除科举是“破”，1906年的预备立宪是“立”，破立之际，正是“旧帝国”向“新民国”转换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