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的枪声，已过去了102个年头。对当年那场空前变局的评价，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遭到批判，改良备受吹捧，甚至于清廷的逊位，也被某些学者赋予了“光荣革命”的光环。
但朝廷终究一意孤行，于1908年出台了“日式立宪”的《钦定宪法大纲》，满篇皆是各种“议院不得干预”：“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而大臣辅弼之，议院不得干预”;“君上调遣全国军队，制定制定常备兵额，得以全权执行，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皇室经费，应由君上制定常额，自国库提支，议院不得置议”……。君权之嚣张，对照民权之仄逼，实在过于鲜明。所以，作为反击，待1909年各省咨议局议员选举尘埃落定，1910年，在各省咨议局的领导下，接连掀起了四次大规模的“请开国会”的请愿运动。朝廷的一意孤行引来了立宪派对“民权”更强烈的呼吁和索求。
6、1911年，立宪派意识到不可能从清廷手里获得“民权”，遂与革命党联手造就民国
很显然，虽然朝廷和立宪派都在讲“立宪”，但两者的差别之大，其实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相反，立宪派和革命党的政治诉求，反倒没有多大差异。革命党之为革命党，在于其选择暴力手段欲推翻清廷，对这种选择，革命党人陈天华曾有一个三段论式的解释：1、“鄙人以救国为前提，苟可以达其目的者，其行事不必与鄙人合也”;2、“革命之中，有置重于民族主义者，有置重于政治问题者，鄙人所主张，固重政治而轻民族”;3、“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云，仍为政治问题也。”
陈氏的意思很明白：自己虽然选择暴力排满，貌似以“民族主义”为先，其实，暴力排满不过是解决“政治问题”的一种手段罢了;而所谓的“政治问题”，就是所谓的“民主共和”。更何况，除了终极政治诉求相同之外，立宪派和革命党在实现终极政治诉求的手段选择上其实也非常相似：梁启超认为在中国实现民主需要经历一个“开明专制的阶段”;孙中山则主张先搞一段一党专制的“训政”。
正因为“英式立宪”与“民主共和”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所以，武昌的枪声响起之后，由本地乡绅，也就是由立宪派掌控的各省咨议局，在没有任何事先约定的情况下，迅速行动起来，或领导宣布独立(如云南、福建)，或抵制进攻革命党(如广东)，或劝说、迫使巡抚独立(如浙江、安徽、贵州)……与革命党联手推翻了清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