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这些记录均带有阶段性和区域性的特点。这主要是因为：首先，日军暴行的持续时间是很长的，仅考查暴行相对集中发生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也从 1937年 12月上旬持续至 1938年3-4月间。暴行的层出不穷使得当时的记录必然是阶段性的。其次，暴行发生的地点既是不定的也是普遍的。一切见证，无论是新闻记者的报道、各界名人的证明，还是下级向上级的汇报、亲历者的记述，所能涉及的仅仅是暴行的个案或局部，必然是区域性的。
第三，这些记录中，部分内容的重复与记载上的出入是不可避免的。首先，在日军占领下的南京，消息的传递都已受到极大的阻碍，不可能对各种损失进行全方位的调查统计；其次，新的伤害杀戮不断发生，每日每时都在增加。记录的重复和出入恰恰代表了它们的真实--在不可能做出清晰统计的情况下，只有伪造的记录才能做到完全地精确与吻合。
第四，部分记录的重复和记数的出人不能改变南京大屠杀之存在与性质。同时，这些记录中即使是重复和出入的部分，也为南京大屠杀的全面统计工作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正是从这些相关的记录中，我们才可能得出最接近事实真相的数据。
第五，即使是按照田中正明费尽心计编造出来的“前期资料”和“后期资料”理论来检验上述记录，它们依然能够作为南京大屠杀的确凿证据。然而，田中正明实际上是在按其需要从抹杀南京大屠杀事实的角度对材料进行了取舍，而对不利于他的言论的证据统统诬为“三级资料”，对无法回避的第三方记录则以其为“夸张的传闻”加以排除，这明显是强盗逻辑。
另外，需加说明的是，不同身份人士笔下的记录各有侧重。如，在国民党军政大员的笔下，对于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的记录相对较多，但经济和其他行业的官吏则对此关注记录较少，如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仅在其1937年12月17日日记中记道：日军由松井大将及海军司令长谷川率领攻占南京，其他就没有相关记录了。分析其中原因，大致可有以下几点：1.日方在占领后的南京实行严格的新闻封锁检查制度；2.日军在沦陷区各地的暴行太多太普遍，凡其所到之处到处杀人、放火、强奸、抢掠，后方一般人士，即使听说日军在南京有暴行，也不感意外，只是未能估计到日军会犯下如此的旷世之罪；3.各人关心新闻报道的重点不同，如作为主管战时经济工作的翁文灏，他在日记中主要写他所从事的经济建设工作和相应的有关情况，对其他事情则记述极少，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不知道日军的暴行，更不能证明南京大屠杀的不存在。
民国名人笔下有关侵华日军南京暴行的记载是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之一，它们不仅是反击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杀谬论的利器，而且因其作者的重要历史地位，这些史料的价值与重要性比较一般的资料更加凸现。尽管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收集所有的有关人士的记录，但仅所引而言已足证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存在，并使日本右派的谎言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