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冯玉祥的记载
冯玉祥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将领。抗战爆发时，他曾受蒋介石委托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亲赴上海前线指挥八一三抗日作战。冯玉祥有长期记日记的习惯，《冯玉祥日记》是研究中华民国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第一手资料，其中也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录。
1937年12月25日，冯玉祥在他的日记中记道：“归来阅晚报，及今日报纸记之：一、杭州已入战时状态；二、南京我被杀青年五万人；三、南京我十二岁以下男孩均被敌运走……”这份日记表明，即使是在日军严格的消息封锁下，当时的报纸还是通过艰难获取的小部分资料披露了日军的这场暴行。
（六）李宗仁与白崇搏的回忆
在国民党著名将领、桂系领袖李宗仁与白崇禧战后所著回忆录中，都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具体记载。李、白二人在抗战初期都是中方高级将领，担任过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曾亲往前线指挥中国军队的作战。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道：“敌人于十二月十三日入城后，更大肆奸掳焚杀，我军被俘和无辜平民被屠杀的，计数十万人。充分表现日本军人的兽性，为人类文明史永远留下了污点。”白崇禧则口述说：“敌人占据南京后，纵兵放火劫掠。屠杀、奸淫……妇女被奸淫无数，民众被残杀总在十万人以上。据当时在南京之外国传教士说，这种野蛮残暴之行为是现代历史上破天荒之记录。”
上述国民党高层人士的日记和回忆，只是对南京大屠杀的一小部分记载和并不全面的记述，却真实地代表了当时外界所能掌握的关于大屠杀的情况。这些记述中数据的不确定性正是其客观性和阶段性的标志。由于他们不可能亲自在沦陷区内进行现场调查，所有的资料来源均是某一时段的下级报告或新闻报道，因而他们所掌握的不可能是南京大屠杀的全部情形。但是，仅这些来自民国政界、军界具有显赫地位的名人记录资料已充分证明，日军在南京暴行的规模之大、程度之深，即使在当时日方极端严格的“钳口令”下都无法隐瞒了。
二 亲历者笔下的南京大屠杀
无论日军当时怎样竭力地封锁消息、事后怎样无耻地美化侵略，也不可能蒙上所有南京大屠杀目击者的眼睛，更不可能阻止他们揭露事实真相。参加南京保卫战的中国官兵的亲身经历，是日军罪行的直接见证人，他们留下了许多详细真实的记录，而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正是因为书写了这段历史。在当时并在历史上成为了“知名人士”。
（一）钮先铭著《还俗记》
钮先铭在南京保卫战中任教导总队桂永清部工兵团团副兼营长，参加了南京保卫战。12月12日晚，他接到撤退命令后退到长江边，因无船渡江，避入幕府山永清寺，被和尚“剃度”掩护起来。日军占领南京后，他被抓夫，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各种暴行，他还被日军强迫抓去参加清理大屠杀现场遇难者的尸体，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直接见证人。直到1938年8月，他才得到机会逃出南京经上海转赴武汉归队。
钮先铭在南京保卫战及南京大屠杀中的这段传奇式的经历，早在抗战时期就已被人发掘，著名作家张恨水、崔万秋当时就曾根据他的经历写出过《大江东去》、《第二年代》等作品。1943年，美国《纽约时报》对他进行了专访，并予以报道。日军也对他藏身永清寺的情况有所察觉。1939年初，日本随军记者就曾在报道中说有中国军人“避难空门”、“落发为僧”，最后“从庙宇中脱走”；日军“中国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1964年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记载了这件事：“占领之后的混乱告一段落，日本军官兵常游鸡鸣寺，与钮氏相邂逅，但终无感觉异状而未曾发现。”这些事实说明了钮先铭所记录的亲身经历是完全真实的，并不是他的创作。钮先铭，一个国民党军队的营长，因经历南京大屠杀死里逃生而成为了热门的“名人”。1971年，他在台湾出版了完整记述他在南京大屠杀中经历与见闻的著作《还俗记》，引起了广泛关注。2005年7月，该书改名为《佛门避难记》，在南京再版。
无独有偶，民国时期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记录，其事实具有巨大影响者绝非一人。与钮先铭有着同样经历，留下同样记录的还有同为中国守军营长的郭歧。
（二）郭歧著《陷都血泪录》“
郭歧，1937年时任教导总队辎重营营长，奉命率部守城，参加南京保卫战，后因无法撤退，于城陷后匿居南京3个月。他先后藏在南京国际安全区内的意大利驻华总领事馆，后又于安全区内几经迁逃匿居，直到1938年3月12日方冒死逃出南京城。其间，他耳闻目睹了日军在南京进行惨绝人震的大屠杀和烧、抢、好的惨剧。脱险回到后方后，他将在南京所见日军大屠杀暴行陆续做了笔记，最终汇聚成为《陷都血泪录》一书，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这也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亲历见闻材料。1947年3月，他作为证人参加了战后南京中国军事法庭对大屠杀元凶谷寿夫等人的审判，将刽子手送上了法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