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何应钦在那份单纯的军事报告中未提及南京大屠杀的又一个可能原因是，他并没有将日军对“无辜民众及失去抵抗之徒手士兵”所进行的屠杀看成是一种“军事行动”，本来就未准备在军事报告中占据篇幅；而消灭“便衣兵”也正是日军为其屠杀行为狡辩的借口之一。这份记录可与当时的军事报告互为印证，共同揭露了日方抹杀历史罪行的阴谋。
（四）王世杰的记载
王世杰时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政治部指导委员，在其 1937年 12月至 1938年 2月间的日记中，对所闻南京保卫战的进行情况及城破后日军在南京的屠杀、强奸、抢劫等暴行有非常具体的连续记录。
王世杰在1937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据何部长敬之报告：此次守御南京之军队共十二师，人数在十二万以上。中央军只有数师，当撤退时，敌已由南城入城……共计此次守御首都军队，安全退出者约占全数之半，伤亡及陷于城内退入难民区或分散苦战者估计约三、四万人。至被俘之数，据敌军宣传（则被俘者）约四万余人。”
12月24日，王世杰首次在日记中记录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据美国德国在目击敌军入城情形者在上海所发表之消息：敌军入城后，奸淫劫掠，甚于吾国昔日之土匪，解除武装之我方被俘兵士，亦被敌军大量屠杀，数以万计。敌军军纪之恶化有一日千里之势。”
1938年1月10日，王世杰又在日记中写道：“金陵大学美国教授bates，曾在首都目击去年十二月十三日日军入城后抢劫私家物品，大批抢杀解除武装之我方军士及难民，并搜挟青年妇女于一处而强奸。该教授曾将目击情形以专电发送中外人士，但未署名。
首都陷落后，日方声称所获步枪达十二万枝之多，高射炮亦达五十余门，予初不以为可信，今日晤何敬之（即何应钦），据云，大致确是如此！军委会同仁对唐生智多不满。”
他在1938年2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日军在南京、苏州及杭州等处奸淫烧杀，中外人士近均一致指斥，并闻苏州陷落后，日军统帅松井，亲往苏州夙以收藏著名之潘、顾两家，指索名画及其他古物，统帅本人尚且如此，其他可知。至于幼妇幼女之被辱，男子之被胁被杀，则为南京失守以后京沪一带之普遍现象。闻今日松井奉政府命令在京沪宣告肃整军纪，盖中外之指责已使敌人不能无所摄矣。”2月14日，他记载道：“今日由汉口渡江赴武昌，应华中大学之餐约。席间，该校代理校长黄傅，具述留在南京之美国教授bates，最近托美国军舰带出之信息，据b氏一月十日函称：日军入南京后，其强奸、虏掠与惨杀无武器人民之惨状，有非外间所能梦想者，全南京城内，日军强奸妇女之案件，德国人估计在二万件以上。即仅就金陵大学校舍而言，难民之逃避该校中者约三万余人，（外国人之被侮辱口十人）强奸案当在八千起以上，有十一岁幼女与五十三老妇亦未能幸免者。至于城内房屋及商店，殆无一家未被抢劫者，劫后往往以化学药物纵火焚烧，此种烧杀奸（淫抢劫等）行为往往于白昼在学校所在中行之，并往往由军官领导为之！此外，业经放弃武器与军服之华兵以及一般难民，被日军任意枪杀者，（为数极众，数不胜数，为数以万计）则触目皆是。外国人之留在南京者，亦多数（被）受侮辱与劫掠，各国（大）使馆俱被劫掠。b氏函件已由该校给予一份）。”
王世杰所用的资料多为当时在宁的第三方外籍人士亲身见闻，时效性极强，其客观真实性也毋庸置疑。在日军极其严格的消息封锁之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所能掌握的信息仅限于他们自己的经历，而单是这九牛一毛的记录已是如此骇人听闻！
在当时战乱条件下，没有哪一方的人员能够有条件对日军暴行进行全面细致的调查，当然不可能掌握精确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数据，因此上述资料中的一些数据与今日统计结果会存在若干偏差，而日本右派却针对这个代表了客观性的“不确定性”加以曲解，将第三方证人冒着生命危险搜集到的证据断章取义，说成是“传闻的汇集”；或以偏概全，将国际安全委员会向日本领事馆上报的部分案例作为日本在南京城所犯的全部罪行；亦或是妄图宣扬一种“南京事件在东京审判以前并不存在”的言论，说“在东京审判时，贝茨教授（贝德士）的态度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似乎在此之前贝德士教授并不认为日军的行为有过分之处，然而，从王世杰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贝德士教授从一开始就对日军的暴行作了清晰的证明。王世杰的该部分日记与1938年出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相互佐证，共同记录了安全区的外籍友人对日军所犯罪行的见证和对中国人民的倾力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