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郭沫若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所作序言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在南京的外国人目睹了日军暴行，作了真实的记录，并想方设法将日军暴行的消息通过在长江上的外国舰船电台发往上海并传向世界。
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根据他的亲见所闻，并在南京国际安全区工作的贝德士、史迈士等外籍人士提供的材料及帮助下，编写了一本《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成为向世界报道日军在南京及沪宁一带实施大屠杀暴行的最早、最有影响的著述，震惊了世界。1938年6月，当该书中译本出版时，时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为其写了序言。现摘要如下：
“人类的正义在未能树立其绝对的权威之前，民族与民族或国家与国家之间，为利害冲突而诉诸战争，原是难免的事。然而，这战事，至少要求其为堂皇的决赛，要求其破坏的惨祸仅限于战斗的成员与战斗的设备，于此等人员与设备之外不能任意波及。这是文明民族间所有的义务。然而，把一切世界公约蹂躏尽了的日本军部，根本上便说不到这一步。自从‘九一八’以后，他们始终是以海盗的姿态出现，擅自造成战祸的口实，因而继之以不宣而战的大规模的侵略。毒气毒品，横施滥用，对于不设防城市与无抵抗的老弱平民，任意施行轰炸，这已经是惨无人道，为世界各国所一致谴责的行为，而残酷的暴行还要继续到每一次作战过程告了一个段落之后。大规模的屠杀、奸淫、虏掠、破坏等等的惨剧，在每一个被占领了的城市中都要表演出来，而且要继续到一月、二月、三月之久，不使成为灭绝人烟的废墟不止。说到屠杀与奸淫的手段之酷烈，尤其有令人发指者。已经解除了武装的士兵，被诳骗了去集体地加以扫射或焚烧。十一、二岁女孩，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姬，均难免于淫欲者的魔手。有的在奸淫之后还要继之以残杀，继之以死后的不可名状的侮辱。这罪孽，在人类史上，实在是留下了不能洗刷的污迹的。”
令人奇怪的是，郭沫若所作的足以证明他知晓南京大屠杀状况的这篇序文，并未收录在其《抗日战争回忆录》内，也没有收录在 1958年出版的《沫若文集》中，甚至 1938年由丁三编辑、战时出版社出版的《文艺与宣传》和《抗战中的郭沫若》第四编《最近言论》中也未收录郭的这篇序文。推测其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郭沫若的性格是比较率真，他在痛恨日本军阀暴行时写下的文字，骂得日本人体无完肤、入木三分，感情色彩较强烈，后来可能认为作为日本通和一名日本女婿，他不想把这篇序文当作自己的东西留下来。正如他在1938年3月31日写的《日寇的残酷心理之解剖》一文，也没有收录在上述《文艺与宣传》、《抗战中的郭沫若》和《羽书集》中可得到印证。二是《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出版时，正当武汉将要陷落之际，局面混乱，因而没能在国内广为流传，甚至可能郭沫若本人手中也没有这本书，所以未能把这篇序文收入在他后来的著作集。
（三）林语堂著《暴风雨中的树叶》
林语堂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编辑、教授，曾任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秘书，后来赴美办刊，在教育和出版界具有一定声誉。1937南京大屠杀发生时，他虽在美国，但不久后也了解到了事情的真相，并在著文中有明确的记述。
1941年他用英文写作了《暴风雨中的树叶》一文，其中对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暴行评论道：
自从上帝创造人类以来，人类在今天才看到：士兵们轻蔑地一笑，把婴儿抛到空中，然后让他巧妙地落在锋利的刺刀尖上，称它为体育运动。今天又把俘虏--他们被蒙住眼睛而站在壕沟旁边--当作练习拼刺刀即有组织地训练杀人的标靶。有两个士兵（指日军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追踪着从苏州败退到南京的中国兵，他们互相打赌，看谁先砍杀一百个人。两人的杀人记录每天引起了他们的同伙的热切关注。通过高尚的武士的规范，大概可以向其封建社会的国民说明他们的行为。但是，这种说明对其他各国的民众是行不通的。这种事情对正常的人来说是不可能发生的，甚至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里也不可能有，在非洲未开化的人们中间也不可能有，在人类与大猩猩之间的亲缘关系的交往中……也不可能有……甚至在文明的最初阶段，在人类学上也没有那种为喜欢杀人而杀人的记录。
不，那种恐怖行为是人的行为，是一个种族的人对另一个种族的人所采取的行为。大猩猩不会把囚禁的大猩猩集中起来，把它们关在草席棚里，并浇上汽油，点起了火而且笑个不停。大猩猩至在白天肆无忌惮地进行交配，但不会去看别的雄猩猩进行交配而从中取乐，也不会等在隐蔽的地方轮到自己去交配。而且它也不会在完事后用刺刀戳入雌猩猩的生殖器内。大猩猩的喜悦不至于达到这种程度；在进行强奸和污辱之际，强迫它的同伙站在一旁。这些事件，本来不应通过创作来反映。因为那很可能被认为是得了精神分裂症的、想象力丰富的作家所设计的。不，这些事件只能应由中国战争和日本帝国军队的相当可靠的考证史才能反映出来。它只有成为历史性记录和国际委员会的正式报告才可信……可是，我们对一种现象发生了兴趣，而这种现象，深深地隐藏在日本人的人种心理学研究和以全人类为对象的人类学研究中难以理解的诸领域内……这些事实清楚地反映了他们患有性暴露症。然而，具有武士传统的日本帝国军队在世界人民面前竟不知羞耻地一起脱下裤子，进行自渎行为，同时让自己只想在南京这个遥远的亚洲城市暴露自己，那如何来说明这一事实才好呢？如何说明日本帝国军队才好呢？--如何说明其精神，如何说明其意识形态，如何说明其战术的粗暴性，而又如何说明消化不良的西欧军国主义与同样消化不良的中国儒教--在中世纪的结构上不彻底地移植于日本自身的封建神道--相结合呢？日本的军官们对此是怎么考虑的？日本的士兵们对他们自己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日本的军官们要继续这样干？他们能够制止这样干吗？或者他们愚蠢地想起恐怖战术，甚至奖励或强制士兵这样干？如果这样，问题也许非常复杂了。所谓缺乏强制性的纪律，不能确切地说明那种轻率的、不合情理的、而且是一概掠夺、缺德和兽性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