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这篇文章后来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表，其日译者竹内好说：“我一面翻译这部小说，一面由于手不时发抖而握不住笔。真是残酷到了极点。当然，即使有些夸大或歪曲，但当我想到中国民众所经受的悲惨遭遇，就没有勇气提出意见去纠正它。我在翻译这部小说时，实在觉得难受，很想转移一下视线，但终于抑制了这种心清。”
郭沫若与林语堂都是当时文学巨匠，他们的作品拥有广泛的读者和巨大的影响力。出自社会正义与良心的责任，促使他们对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进行了愤怒的揭露和深刻的抨击，他们犀利的文笔入木三分地揭露了日军所犯暴行及其原因，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宣传作用，是反驳日本右翼言论的有力武器。
四 中国共产党方面记录的南京大屠杀
田中正明在否定南京大屠杀时宣称“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记录”，并且说“如果有传言中的那种几万、几十万的大屠杀，中国共产党是不会沉默的。”同对“何应钦的军事报告”一样，他仅由1938年6月的某一篇军事文章中没提到南京大屠杀，就否定整个事件的存在，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没有参加南京保卫战，当然也不可能做关于大屠杀的调查，故未提南京大屠杀。这只能表明中共严谨如实的态度。然而，确实如他所说，如果发生了大屠杀，中国共产党是绝不会沉默的。
据有关资料记载，大屠杀发生仅一周后的12月20日，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即刊登文章对日军的暴行予以揭露。此后，1938年1月5日和31日上月5日，该报分别以《日寇在南京的兽行》、《日寇的残杀奸淫，绝灭人性》、《我国妇女同胞积极参加抗战》为题，痛斥日军在南京“烧杀奸淫无所不至”，日寇的兽行“极尽野蛮黑暗，绝灭人性天良”。“日寇以空前之兵力进攻南京，肆行残暴。且对居民区域，残酷轰炸，以至街市为墟，死伤遍地。我国文化古迹珍藏亦多毁于寇手。据伦敦每日邮报南京通讯员称，被亲见寇军将我军俘虏三百名，一律加以枪毙。沿江一带，尸身狼藉。日军汽车，在街上驰驶，碾过路上男女老少之尸身，血肉模糊，断手别足，惨不忍睹”。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揭露与宣传，并附“我国南京中央通讯社被日寇炸毁之惨状”等照片两张。
1938年1月中国共产党创刊的武汉《新华日报》，多次以醒目标题报道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1月23日、25日《新华日报》分别以《恐怖的南京城大火卅九日未熄》和《南京紫金山下杀人竞赛寇军暴行惨绝人震》为题，详细报道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形。3月 9日，该报以《日寇在南京兽行》为题，系统揭露了日军在南京杀、烧、淫、掠的野蛮行径。5月30日，该报又以《南京同胞惨遭蹂躏》为题，指出“倭敌自侵入首都以来，对我军民之种种残杀淫掠行为，可谓穷凶极恶，惨绝人寰。”
但是，由于日军的消息封锁和战时通讯困难等诸多因素，《新华日报》的报道并没有传播至陕北，在那里的中共领导人对于南京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仅能接触到日军在华北所犯罪行的消息。
于是，为“了解敌人的情形”，延安组织了一个“时事问题研究会”，编辑“时事问题丛书”，针对日本问题、沦陷区问题、国际问题、抗战中的中国问题进行研究，分别搜集资料。1939年10月，毛泽东在时事问题丛书第二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的开篇文章《研究沦陷区》中，明确表达了系统研究“沦陷区中敌人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指出为“一切抗战于部们供给材料”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
在这本时事材料集中，“在南京”一部分记载了“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向日本当局提出的控诉报告”，由编者随手摘录的12件，内容涉及各种暴行。该书称：“敌人在沦陷区烧、杀、淫、掠，馨竹难书”，“是可忍，孰不可忍！血债是要用血来还的！”
这些中共方面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和记录彻底地驳斥了日本右派所谓的“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记录”的谬论。
五 小结
纵观上述所引证的民国名人笔下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录，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记录者身份是多样的，包括政界、军界、教育界、新闻出版等社会各界，他们均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发生后不久，以日记、书信、公文、书籍在内的多种形式记录了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这些材料的多样性，为我们从不同角度提供了佐证南京大屠杀的有力证据。同时，这种多样性只有自然生成的记录才可能拥有，充分印证了这些材料的原始性与真实性。而且，这些记录不仅反映了日军的罪行，更充分表达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之热情和雪耻之决心，无论从历史见证还是民族记忆来说，都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