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国庆前，身兼中央调查部长、中情委书记、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李克农被授予上将军衔，是我军唯一没有指挥部队打过仗的、被外界称为“最神秘”的上将。
李伦的出生就极有传奇性。那是1927年4月，国民党安徽芜湖市当局发布了一份通缉令，以5万块大洋要中共安徽芜湖组织负责人李克农的人头 。李克农得到消息后，立即潜入裕溪口镇附近的小王庄躲避。不料，敌人很快打听到李克农的隐藏地，准备以突袭方式一网打尽。李伦的母亲赵瑛通过一个在警察局做事的亲戚迅速了解到内情，获悉丈夫和同志们危在旦夕，便不顾身孕，连夜赶到江边，冒着大雨寻船过江，又在泥泞的乡间小道上跌跌滚滚地奔跑了4公里多路。
正是由于赵瑛早半个小时给李克农和同志们报信，才使敌人的抓捕阴谋破产。赵瑛和腹中的李伦为保卫革命干才立了一大功。因此在李伦出世时，父亲便对他有一种特殊的钟爱，后来总是时常把他带在身边……
待李伦再次见到父亲时，他已经3岁了。那是1930年初，以李克农为首的“中共三人特别小组”打入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党组织安排赵瑛带着李伦和哥哥李治到上海做掩护工作。
李伦从父亲的脸上和语气中，看出他工作的神秘性。从小他就晓得，父亲皮包里和办公桌上的任何东西，都不能轻易动一下，因为父亲对放置的东西都有记号，稍不留神，就引起他的警觉和查问……
1931年4月，父亲又突然失踪了。对于当时的情况李伦不得而知。直到1958年父亲生病后，由于组织需要，父亲与罗青长委派的记者黄钢谈过一段对往事的回忆。从那份珍贵的记录手稿中，李伦才弄明白父亲的那次失踪是由于党内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叛变。
顺着顾顺章叛变革命一事，李伦也弄清了父亲早年的许多革命经历。
原来，父亲从芜湖潜入上海后，便同当时被称为“小开”的潘汉年办党的报纸，组织文艺界人士和学生开展革命活动。不久，国民党特务组织在社会上扩大招生的消息传出，经周恩来亲自安排，他同钱壮飞、胡底打入敌人心脏。这便是后来被周恩来称誉的“龙潭三杰”。
许多年来，李伦及兄弟姐妹们已经习惯了不谈父亲的事情。一来父亲有严格家教，二来他工作神秘，三则是他从不宣扬自己。李伦记得，1987年12月28日，杨尚昆同志批示：要设法组织一些同志为李克农写点东西。次年7月，他又指示：“给李克农写点纪念东西是应该的，也是我的希望！”不久，杨尚昆又带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文章……从此，李克农的传奇经历才受到世人关注。
1933年冬日的一个夜晚，母亲拉着李伦的手说：“老父来信了，他在那边很好，特别想念你，很想让你写信给他。”年仅6岁的李伦便边问边画歪歪扭扭地写了人生的第一封信：
“老父，我现在上学了，认得不少字了，我很想你，我没有钱买纸买笔，只好用废纸和笔头，有的还是捡的。但我不淘气，读书也用功，学习成绩好……”
后来他得知，父亲李克农在读到这封信时，激动和酸楚使他热泪盈眶。这封信有些红军高层领导曾经看过，很多人看后也很心酸。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时，10岁的李伦正跟随着父母在上海。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父亲李克农奉命在上海设立共产党的办事处。“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李伦对当时记忆最深的就是隆隆的炮声、紧张的生活。11月初，上海沦陷，长江封锁，李伦随母亲经过苏北的内河，辗转撤离到南京。父亲已先到南京任办事处处长。
在南京停留不久，又要撤离到武汉。其时，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均设在武汉，李克农任长江局秘书长。不久，“保卫大武汉”的口号提出来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士团结合作，为保卫这个华中最大的城市做各种动员工作。那几个月对李伦来说，是战火中一段短暂的快乐时光。他随父亲住在办事处。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博古、王明等长江局领导也都在办事处。尽管父亲叮嘱李伦不要去打扰这些公务繁忙的前辈，可小孩子最耐不住寂寞，没事就楼上楼下地串门，很快就同一至四楼的人混熟了。周恩来和邓妈妈住在四楼，特别喜欢小孩，两人经常给李伦饼干和糖果。开始他不敢接，后来父亲说：“周伯伯和邓妈妈给你的东西可以吃，但不能影响他们工作。”这才敢接了。
1938年10月，武汉陷落前，李伦随大人撤退到长沙，住在远郊区。他对当时发生的“长沙大火”还记忆犹新，回忆说在远郊都能看到城里起了大火，天上的云彩都变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