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推力看，影响因素包括三种。其一，新生代农民工偏向城市，因而推力增大;其二，新农村建设和农业补贴、农民收入快速上升，促使推力减小;其三，地方政府依然有极大的动力进行大规模的征地和推动农民“上楼”集中居住以腾出土地，此过程必然将农民推向城市，因而推力又增大。当新生代农民的意愿和地方政府的意愿产生的推力远远大于农村居民收入上升的吸引力时，便面临推力大于拉力，继而产生贫民窟的风险。
我们认为，中国如果实现相对平均的土地分配，配合“三纵两横”产业重新布局，以及合理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财税体制改革，完全有能力避免贫民窟的风险。
土地分配不均是众多发展中国家产生贫民窟的重要原因，在这方面中国的土地分配相对平均，对于稳定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起到巨大的作用。
在拉力的就业方面，通过我们强调的“三纵两横”产业重新布局和产能重新分布，发展中西部产业群以带动周边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形成对应的产业支撑，能够很大程度上增强中小城镇的拉力。同时通过户籍制度的户籍市民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非农就业的吸引力，持续稳妥推进城镇化发展。
在拉力的居住方面，通过廉租房建设、城乡结合部改造、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房屋供给，以满足进城农民的市民化需求。由此就业和居住问题都能有相应的解决方案，极大降低贫民窟和收入差距恶化的风险。
在推力方面，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合理分配土地增值收益和探索土地流转模式，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使其不至于变得一无所有而被推向贫民窟集中区。征地制度的改革也将规范地方政府的征地行为，抑制其征地冲动。最后，再配合财税体制改革，缓解基层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从根本上改变其行为逻辑，更多的偏向为辖区常住人口服务，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2.老龄化挑战：劳动力供给不足和养老金支付压力增大
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比例上升的过程，表现为人口年龄中位数的升高。老龄化是人口统计学两种潜在趋势的必然结果：即日益下降的总和生育率和日益延长的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自计划生育以来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Totalfertilityrate)是按照当前的年龄组生育率估测的一名妇女一生中生育的子女数量。从1950年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总和生育率的变动趋势中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增长，各国的总和生育率都是趋于下降的，但各国的下降速度差异很大。60年中，全世界从4.95下降到2.52。美国、德国等早期工业国家在60年间大概下降了1个单位。下降最快的是韩国，从50年代中后期的6.33下降到2010年的1.29。印度、巴西等快速发展国家也在50年间下降4个单位以上。中国与大部分国家不一样的是，80年代前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因此在1970-1980短短10年间，总和生育率从5.94下降到2.93，一直到最近的1.64(6普显示，目前可能低至1.18!)。中国的妇女生育率水平总体上低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触及发达国家的低水平。
中国的人口预期寿命持续上升。人口预期寿命(Lifeexpectancyatbirth)是按照当前的年龄组的死亡率估测的一个人预期的存活年数。随着经济增长，世界各主要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都显著上升。60年中，世界人口预期寿命从47.66年上升到67.88年。除了起点不一样外，各国的增长速度相似，每五年平均上升1~2年的预期寿命。中国在70年代前处于较低的45年左右，而后快速上升至60年，在2005-2010年间达到72.71年预期寿命。中国目前的人口预期寿命高于世界水平，也高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印度等)。
中国一方面妇女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18，一方面人口预期寿命上升到72，在发展趋势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很自然地，整体人口的年龄结构将趋于老龄化。
老龄化引发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是老年人口数量相对于青壮年人口快速上升。我们以65岁以上人口数除以20至64岁的人口数来计算老年抚养比(Old-agedependencyratio)，世界平均水平从1950年每百人抚养10个老年人上升到2010年的13.4。近十年上升最快的是日本和韩国，绝对值水平较高的是美国和德国。中国总体水平较低，1950年为每百人抚养8.7个老人，2010年上升为每百人抚养12.7人。从这个数据看，中国的情况并不是最严重的。但是考虑到人口基数的问题，中国实际上升的老年人数量是巨大的。以同是人口大国的印度作为比较，印度从1950年的6.4上升到2010年的9，增加2.6，同期中国增加了4。因此，对于13.47亿人口规模的中国而言，老年抚养比上升的速度是不容忽视的。
老龄化主要通过影响经济增长和加大养老金支付压力影响城镇化进程。城镇化发展的基本推动力是农村劳动人口的非农就业。然而在生育率持续下降和老龄人口比例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必然下降，这将给未来的城镇化发展带来两方面的挑战：劳动力供给不足和养老金支付压力增大。首先，劳动力供给下降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的持续增长，当拉动城镇化的基本动力源熄火，城镇化发展也将面临停滞。第二，新型城镇化要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因而进城务工的农民也将逐步享受养老保险的基本保障，这对于目前“现收现付”的养老金支付系统而言无疑是巨大的困难。尤其在老龄化环境下，不仅城镇居民老龄人口的增加要求更多的养老金支付，而且农村居民也存在老龄化现象。随着农民工将家庭一同迁至城镇，其老年家属的养老问题将加重养老金系统的负担。过去农村老年人口依靠土地、依靠亲属养老，未来城镇化需要解决失地农民的大量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
老龄化的挑战固然存在，但我们认为风险是可控的，我们尤其做出推断：十二五期间有望逐渐放宽二胎政策和适当延长退休年龄(例如每5年延长一年)，使得人口红利部分恢复，这也是国家资产负债表可持续性的要求。
第一，关于劳动力供给问题。老龄化阻碍经济增长的前提是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变，即依靠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偏向投资与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新型城镇化的重大意义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即通过“深度城市化”释放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促进城镇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偏向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转为依赖于内需的增长方式。当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不再严重依赖于数量巨大的青年廉价劳动力时，老龄化的风险将大大的降低。在这个意义上，新型城镇化反而有助于缓解老龄化的压力。另一方面，虽然非农劳动力数量上难以再有大规模增加，但是从劳动时间上仍存在很大提高空间。目前农民工的非农就业时间平均4个月，通过新型城镇化促进农民长期生活在城镇，将极大提高其劳动供给时间。同时，我们判断十二五期间二胎政策将有所放宽，人口红利部分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