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早期曾预言，“中国的城镇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成为影响人类21世纪的两件大事”。如今，其预言正逐渐成为现实，中国的城镇化过程因其人口规模巨大而备受瞩目。
根据世界银行2011年《世界城市化展望》报告的统计，在1950到2000年的50年中，中国城镇人口增长占全世界城市人口增长的18.47%，排名第一，其中大部分都是城乡存量人口增长。根据世界银行预测，2000年到未来的2050年中国新增加的城镇人口将占全世界的16.1%。由此可见，到2050年，中国新增的城镇人口规模将相当于现在的美国、墨西哥和日本三国加起来的总人口，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城乡人口的存量转变。
中国目前的加速城镇化过程无疑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主权经济体内的人口转变过程，将不可避免的影响全球脉搏，也决定了中国在未来城镇化道路上仍需“摸着石头过河”。
2.等级化的城市管理体制限制城镇化的空间
中国的等级化城市管理体制决定了中国是“城镇化”，而非简单的“城市化”过程。
中国的“城市”概念与国外差异很大。2011年中国的城镇人口6.9亿，而“城市”却只有657个(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市)，数目如此少的“城市”却容纳了相当于两个欧元区国家总人口规模的城镇人口，这在西方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其中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的城镇是等级化的管理体系，省下面除了地级市、县级市，还有为数众多的县、镇、乡。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指出，平均镇区人口1.1万人，最多的人口可达近百万人，这在国外已经是大城市了。如果我们讨论“城市化”只关注657个“城市”，要把至2050年新增的5.46亿人口全部安置在这657个“城市”，将是不可承受之重。
因此，我们在讨论中国的urbanization时，强调的是“城镇化”，即讨论“大城市”的同时，也必须关注“小城镇”，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国家历年关于促进城镇化发展的政策文件中也始终强调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重要性。
我们认为，从城镇的行政级别角度看，未来城镇化的重点之一是布局与发展城市圈，带动周边卫星城镇的发展，以及发展县域经济中实力相对较强的中小城镇如县城驻地镇等。以习近平和李克强在地方的政绩表现来看，这也是他们一贯的思路，即发展城市圈、带，提升城镇化质量，促进产业集群，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发展。
3.城乡二元体制的裂解决定城镇化的深度
中国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改革决定了中国未来城镇化的空间仍然巨大。
有人指出，若按照“城镇化=1-农村化”计算，考虑到目前中国单纯务农的人口已经不多，因此认为中国实际的城镇化空间有限。这主要是从农民的非农就业角度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农民进城务工激发了中国经济的活力。随着剩余劳动力的逐渐转出和人口老龄化的出现，无限供给的非农就业劳动力将逐渐成为历史。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未来的城镇化动力不足呢?我们认为不是。中国与大部分国家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农民除了就业的城镇化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尚未实现，那就是消费的城镇化，亦即“农民工”的“市民化”。我们强调新型城镇化并非城市化率的提高，而需要关注的是“半城市化”农民工的市民化及增量城市化，尤其是其中存量的深度城市化是我们的关注重点。
过去中国的城镇化主要体现在投资的迅猛增长，但我们认为，未来的城镇化将更多的体现在消费的增加上——即城市发展水平的提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社会发展的再平衡。中国存在“城市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以及“农业户籍与非农户籍并存”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这种特殊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牵涉的城镇福利、社会保障和土地利益等，导致过去30多年进城务工的农民在生活习惯、消费模式上都未能真正转变为市民模式。目前大部分的进城务工农民的家庭总收入一半来自于老家的务农收入，一半来自于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因此他们既离不开土地，也离不开城市。土地承担了他们的一半收入和社会保障功能，城市收入则让他们摆脱了贫困，但他们总体仍处于相对稳定但不富裕的状况，也限制了相应的消费水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前中国城市的发展水平也尚不足以支撑起所有的“农民工”享受均等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这也是深度城市化的核心要义之一。
那么，这个消费增长的空间有多大?按照非农户籍占农业户籍人口的比例计算，2010年中国非农户籍比例为34.17%，与2010年按常住人口统计的49.95%的城镇化水平相比，其中有约16%人口的差额。再按照世行预测的2020年中国13.88亿人口计算，如果未来城镇常住人口中的农业户籍人口全部转化为非农户籍人口的消费模式，那么将释放出2.22亿人口的消费潜力。如果再把约8个百分点的新增城镇人口加进来，那将在短短8年内释放出3.33亿人口的消费潜力!
因此，关键在于实现农业户籍人口的市民消费模式转换，实现进城务工农民与城镇生活方式的真正融合。其中不仅包括务工者本人，还包括其家属。务工者主要是生产者，而家庭则带来消费，这种生活模式才能促成一个良性、可持续的经济循环。要释放出未来8年这3.33亿人口的消费潜力，需要多方面的改革和布局，包括产能布局、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税体制改革、城市质量和管理水平的提升，以及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等等。
4.GDP锦标赛决定城镇化的速度
中国特殊的GDP锦标赛通过推动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快速发展。
地方政府间的锦标赛竞争并非中国特有，但以GDP增速作为竞赛标准却具有中国特色。GDP对于地方政府有两层意义，一是政治意义上的晋升机会，二是经济意义上的财政收入。首先是政治动机。在西方国家，地方政府对选民负责，为争取更多的选民，往往以地方公共服务水平和个人税收等作为竞赛标的。而在中国，对上级领导负责的政治体制促使易于观测的GDP增长成为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在这场GDP锦标赛中，上级政府是竞赛的发起人和目标、规则的制定者，下级官员则是运动员。跑在前面胜出的运动员不但会享受更多的经济政策方面的偏向，更重要的是，胜出者将得到政治荣誉和晋升，落后者则可能失去机会。第二，经济动机。94年分税制以来，中央与地方按税种、按比例进行分成，实质上是中央将财权再度集中，地方为了财政收入最大化，只能将税基做大(包括大规模，快速土地出让)，因而做大GDP成为他们的理性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