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中，对于城镇化的表述从“新型城镇化”进一步升级到“城乡一体化”，要求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凸显出城镇化发展模式与思路的重大转变。决定明确要求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这些政策方向总体上都符合我们此前的研究预期。在改革顶层设计已基本完成之后，我们预期在年底前后，政策层面会召开新型城镇化相关的会议，讨论落实相关规划措施，并于2014年开始逐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全面展开。新型城镇化也将成为改革措施落实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着力点。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中国未来城镇化必然会带来劳动生产率和城市集聚效益的提高，带来城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大，带来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加，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从而持续释放出巨大的内需潜能，这正是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动力源(行情,问诊)泉所在。”
封一：独一无二的中国城镇化
一、改革决定中新型城镇化方向解读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做出了部署。
首先，改革决定关于城镇化的表述进一步升级到城乡发展一体化，重新定位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关系，即“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特别要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这也就意味着要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包括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和要素交换机制、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其核心是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配套的核心改革措施就是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
土地制度改革方面，明确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并建立起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以及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改革决定中明确了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等，核心目的是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户籍制度改革则推进城镇化的核心是推进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明确要求分层分类逐步开放中小城户籍管理，并在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社区建设以及医疗卫生保障和教育条件等方面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也将逐步创造居民自由迁徙的公平环境。
具体到城镇化的发展战略，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应该依据各自的人力资本、资源禀赋以及产业链确定不同的产业分工，形成空间经济合力和内聚力，实现不同城镇化体系的良性互动与均衡发展。同时，推进城市建设管理创新，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发展相对成熟的城市在未来的城镇化过程中将进入城市管理升级和精细化城市运作阶段，包括创建软硬件并重的绿色智慧城市和创新适应大城市圈发展的新型城市管理模式。
我们认为，改革决定从各个方面对城镇化的发展战略做出了方向指引，符合我们此前研究确定的新型城镇化六大支撑：
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产能重新布局——三纵两横的合理城市群布局：沿海产业升级转型，布局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包括技术研发、金融服务等;中部布局产业承接转移黄金十字架;西部布局能源和地缘中心;贯通以现代交通体系，包括高铁、重载货运铁路、高速公路网、油气管网、智能电网等。未来在中国城市化的核心“弓状地带”，通过产业布局，形成多个产业集聚带和城市群，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吸引周边的农村劳动力进城镇工作，同时实现其市民化的转变，由此稳步推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户籍制度改革——放开二线城市及一线城市周边卫星城镇户籍制度，给予已经转移至城镇的农民工市民身份的确认，并吸引农村人口进一步的转移，同时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提供均等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
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农民土地补偿，同时，盘活农业用地和农村宅基地，将中国农业向集约化发展(关键在集体土地市场化改革)。
财税体制改革——解决地方“土地财政”的困境，推进财权事权合理划分，完善房产税扩展、营业税改增值税推广等。
城市管理体制和能力升级——提高城市化质量，防止“贫民窟”出现，包括加强交通、水、电、信息化等基础设施建设，解决交通拥堵、完善城市管网，节能建筑换环保等等。
农业现代化——城镇以外，完善农田水利建设，建设高产农田，农业经营体制转型，统一经营，促进农业产业化、机械化、集约化发展。
二、路径依赖：独一无二的中国城镇化
中国正经历着与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一样的、前所未有的城镇化过程。
城镇化本来就是中国所特有的名词。如果使用通常所定义的城市化率，从城镇常住人口比例的增长速度来看，中国的城镇化貌似与其他众多国家并无明显差异。按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计算，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980年到2010年增长约30个百分点，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尽管中国的城镇化速度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增长很快，但与日本、韩国、拉美等快速城市化的国家相比则显得较为一般。
然而，我们认为传统的按照城镇人口占比来衡量城镇化水平的方法未能反映真实的中国城镇化过程。其中有四个关键的因素共同决定了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一样：总人口规模、等级化的城市管理体制、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和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GDP锦标赛。工业化使得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然而中国人为设定的户籍制度又使得这些“农民工”成为“半城市化”的常住人口，这也就是过去几十年国家获得剩余价值实现工业化积累的“人口红利”，如今到必须再平衡的阶段了。
1.人口规模决定城镇化的广度
中国的人口基数决定了中国城镇化过程所面临的挑战和对世界的影响都远远大于其他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