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锦标赛的表现之一是发展目标的层层加码。从各级政府提出的发展目标不难发现，当上级政府提出一个目标，下级政府往往提出更高的目标，往下层层加码，越到基层，加的越多。尤其是GDP和投资增长率，最后加总的结果必然是超额完成上级政府的初始目标。
GDP锦标赛的表现之二是投资与政治周期的高度相关。根据我们统计的过去三十年每个五年计划依次的平均投资增速，往往在五年计划的第二年和第三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出现显著回升。这一特征刚好与中国的政治周期相吻合。财政支出上也有相似的规律。各地政府为响应中央号召而纷纷展开“为增长而投资”的竞争。
GDP锦标赛加快了土地城镇化和农民非农就业的速度，却造成了资源的粗放利用和生态环境恶化。在西方，“用脚投票”的是选民。而在中国，“用脚投票”的是企业。地方政府为了做大GDP，为了增加长久的税基，需要吸引企业在辖区内投资办厂，于是大规模的“招商引资”热潮在全国展开，“开发区”、“工业园区”遍地开花。工业用地零地价出让、税收优惠、税收返还等成为招商引资的重要手段，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吸引投资者的重要工具。地方政府通过扭曲资源价格(包括贷款、土地)极大地促进工业制造业的发展，产生强大的拉力吸引农民的非农就业，这是中国过去20多年的快速工业化、快速土地非农使用、快速人口非农就业的秘密所在!然而，在快速土地城镇化和农民非农就业过程中，土地资源由于价格被压低而导致粗放利用甚至闲置，工业企业对空气、水资源等的污染缺乏有效的监管，同时进城务工农民的福利也被忽视。这种在GDP锦标赛激励下的不惜代价的增长方式显然不可持续。
必须看到GDP锦标赛，有红与黑，罪与罚各方面的表演，既有官员在分税制下的理性经济动机，亦有对上级政绩表现的主观政治动机，还有灰色收入和官员腐败等的副产品。就其对这一狂飙突进时代中几代人的影响，我们的评价可能不能过于苛刻或者理想化，实际上在全球城市化的过程中，非道德因素都很多，因为都是某种形式的原始积累，无非海外叫“羊吃人”(英国)，土地兼并(美国)，中国叫“剪刀差”、“赶农民上楼”和“农民工”。中国GDP锦标赛犹如经济列车运行中安装的强力引擎，过快地损耗了有限的资源以换取速度。现在需要改变，但并非急刹车将引擎拆下换装，那将导致列车停滞乃至不可控，而是要在运行中逐渐调整，以达到更可持续的常速。
我们认为，未来对待GDP锦标赛的合适态度将是扬弃，而非抛弃。通过适当的财税体制和政治体制调整，引导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同时保有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具体的改革方向是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包括财政预算公开、官员财产申报、土地出让收入纳入公共财政管理体系等。通过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改变过去不惜代价的土地城镇化模式，转向关注民生的、绿色集约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封二：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中国的人口规模、等级化的城市管理体制、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和GDP锦标赛决定了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不同于任何一个国家，必须要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结合生态文明理念(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一方面，必须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经济发展路径;另一方面，必须解决不同区域城镇化水平的差异，实现产业合理布局，构建超级城市群、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配合发展的新型城市体系。
我们认为，新型城镇化道路可以从产能布局、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城市管理升级和农业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着手。
1.产能布局：“三纵两横”的产业结构调整和重新布局
为了分析中国城镇化与产业分布的关系，首先需要理解产业发展与一般城市化进程的关系。关于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理论大致可分为四种：结构转换理论、人口迁移理论、城市发展理论和经济一体化理论。一般认为，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发展。根据结构转换理论，一国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产业结构重心将逐渐从农业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其中的核心是在恩格尔规律作用下，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食品消费支出的比例逐渐下降，结果是农业部门的产值份额和就业比重不断下降。而根据人口迁移理论，发展中国家充裕的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接近零，城镇相对较高的收入吸引农村人口不断地转移到城镇部门，直到农村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等于城镇部门的边际产出时人口转移停止。
上述理论表明，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的发展，而中国未来的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迫切需要产业布局的支撑。为了寻找中国未来的城镇化空间分布方向和相对应的产业分布方向，我们着重分析三个经济指标：人均GDP空间分布、地均二三产业产出分布和人口流动分布。我们认为，根据经济规律，城镇化的空间分布应服从城镇部门生产效率的分布，同时也应该体现人口流动的方向。
我们分别把这三个指标的空间分布用中国地图表现出来。从地均非农产业产出和人均产出看，生产效率最高的是东部的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圈，中部的郑州、武汉、长株潭、皖江、成渝连接起来的“黄金十字架”城市圈，以及西部的如克拉玛依、鄂尔多斯(行情,问诊)等的地缘和能源开发区。从人口流动的空间分布看，其同样遵循东中西部的这三个分布规律。
因此，我们认为未来的产业分布将逐步形成“东部研发、西部资源(行情,问诊)和中部生产”的立体产业结构，主要围绕“三纵两横”而分布。所谓“三纵两横”，即以欧亚大陆桥通道、长江黄金水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地区、京哈-京广沿线、包头-西安-成渝-昆明通道为三条纵轴。
具体而言，以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为核心的三大东部城市圈将进入城市精细化管理阶段，切实改善民生，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同时高端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和金融贸易航运逐步取代普通制造业成为东部地区主要城市的经济流量;
中部城市以京广线和长江黄金水道交叉的中原经济区、皖江、武汉、长株潭、成渝经济区为核心的“产业转移黄金十字架”完成产业转移和升级，调整资本密集和劳动力密集的现代制造业产业结构和集群布局，这也将提供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