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帝“纯任德教”除了他自身具有深厚的经学修养外，更重要的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即土地兼并日趋加剧，农民纷纷破产，有的沦为佃客和奴隶，有的接受政府假田，成为假田农民(国家佃农)，有的成为流民，而这些人原来所承担的租税赋役，又都转嫁给编户齐民，即自耕农身上。再加上政治腐败，官吏贪婪，天灾频繁，各地不断暴发反抗西汉统治的斗争。所以，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统治者只好放弃“霸术”，纯任德教，以期缓和社会矛盾。这种方略的改变，是由元帝提出并加以实施的。
在实行“教化”的儒术方面，元帝采取了如下的措施：尊崇儒学。元帝即位当年，即采取尊奉孔子的措施。孔子第十三世孙孔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元帝即下诏日：“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这是以皇帝名义奉祀孔子的重大举措，孔霸被封为关内侯，赐食邑800户，号褒成君，给事中，加赐黄金200两，府第一所。孔霸去世，元帝两次穿素服去吊祭，赐给东园秘器钱帛，赠予列侯礼安葬，谥号“烈君”。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起用师傅萧望之，赐爵关内侯，食邑800户。夏侯胜卒后，“赐冢茔，葬平陵。太后赐钱二万万，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尊崇帝师的社会效应，必然导致人心向儒，这自然大大提高了儒家的社会地位。
以儒家标准选官用人。元帝即位不久，即大幅度增加太学博士弟子数量，由宣帝时的200人，激增至千人。对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试，考试合格者，即可授以相应的官职。因此，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话：“遗子黄金满\xBBY，不如一经。”儒学宗师夏侯胜也常常教导他的弟子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指高官)如俯拾地芥耳。”可见读儒经做官，已成为当时士人人仕的主要途径。
在元帝用儒方针的指引下，朝廷大臣以经学相矜持，儒生布满朝廷上下，他们或位至公卿，或为地方长官。郭沫若说：“元、成以后……明经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出现了‘州牧郡守，家世传业’的经术世家。”而大批儒生进入政界后，又必然会把儒家理念施之于政事。
元帝即位后，摒弃了宣帝霸王之道相杂的政治，发布的各项政令以及诏书，多引经为据。质问大臣，则穷究“经义何以处之”；大臣执法，则要求其“顺经术意”；如果大臣奏议上的语言不符合经义，则必然会遭到严厉的批评。元帝的好儒，并不是要官吏做表面文章，而是要付诸实施。
由于利禄的诱惑，传授、研习儒家经学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自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到了元帝时期，经学才真正昌盛起来。正是由于以儒家仁义之道为治国指导思想，才使得以动荡的社会又暂时平静下来，西汉王朝才没有即刻崩溃，而又苟延残喘了几十年。不过，汉元帝以儒治国也留下了负面影响。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评价元帝广用儒生之事说：“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同时，以经取士固然为汉王朝选送了大批人才，但由此也决定了许多人读经即为做官，因而在入仕以后，往往不是尽忠守职而只图保持禄位，尸位素餐而已。能治者不能为官，为官者不能为治，士与吏截然两途，这不能不影响到西汉后期各级政权的效能，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元帝强调以经取士，使一些只知书本、而不省吏事的“书呆子”也被选进了各级政府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