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明末农民战争，人们在赞扬李自成推翻明朝腐朽统治的同时，也感慨其溃败之迅速。细究起来，李自成败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说到李自成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不妨先从他任用的谋士谈起。
李自成生于陕西米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崇祯三年（1630年），他带领村里一批饥民投奔起义军，不过直到崇祯十三年攻入河南之前，他都不曾吸纳一名儒士，遇到重大问题，只能同身边的起义将领商议解决。
崇祯十三年秋，李自成率少数人马攻入河南淅川、内乡一带，起义队伍也从50骑迅速发展至数万人。随着起义势力的复兴，牛金星等几个失意知识分子前来投奔，李自成随即任命他们充当谋士。他们对农民军军纪的整顿、人才的招聘和政权的建设等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特别是帮助李自成制定“均田免粮”的口号和“五年不征”“不当差，不纳粮”“平买平卖”的政策。
不过，李自成起用的这些知识分子，大都是下层的失意文人。如牛金星，天启七年（1627年）举人，“通天官风角诸书，亦颇讲孙吴兵法”，曾做过塾师，因儿媳之死，与姻翁王士俊反目兴讼，被官绅合谋诬陷，逮进大牢，革去功名；河南人宋献策，连个秀才都不是，但粗通文墨，“精于六壬奇门遁法及图谶诸数学”，崇祯十四年经牛金星引荐加入起义队伍，向李自成献上“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语；还有一位流传很广的所谓李自成的“谋主”——河南杞县人李岩，但自清代以来就有不少人考证其为“乌有先生”，就算实有其人，也不过是个举人。后来，随着起义势力的不断壮大，李自成还任用了其他谋士，但层次都不高。这些下层知识分子，长期生活在乡野或江湖之间，不仅缺乏带兵打仗、从政治国的经验，而且视野狭隘，不能准确把握全国形势及其走向。他们的出谋划策，也就不免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与失误，从而为起义军的日后败亡埋下祸根。
比如说，“均田免粮”的口号和“不当差，不纳粮”“五年不征”的政策问题。在当时，这些无疑会赢得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但绝对平均主义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况且赋税是国家机器存在的基础，不征赋、不派役，大顺政权的机器就无法运转。因此，农民军内部很快就出现了入不敷出的情况。但大顺政权的解决办法却是追赃助饷，即严刑拷打迫使官绅交出财产，以充军费。在河南，大顺政权的官员“下车即追比助饷。凡有身家，莫不破碎，衣冠之族，骚然不得安生。甚则具五刑，而死者比比也”。这种做法造成的后果，就是将明朝的官绅乃至士大夫推向明王朝或清王朝一边。吴三桂之所以在投降大顺政权后又叛顺降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父吴襄在北京城破后被逮捕“索饷二十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