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表达与中国修好的意向，越南也力争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机会。1988年10月6日，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谈话称：作为两个社会主义邻国，越中两国的长远利益是和平与友好。1989年1月，阮基石答记者问称，过去10年中越关系非正常化，不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越南与中国改善关系，有利于东南亚和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柬埔寨问题在当时中越关系中居于重要地位。越南坚持其原有立场，不承认有柬埔寨问题存在，使中越双方就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会晤迟迟难于取得进展。同年10月，越南副外长丁儒廉访华，与中方就柬埔寨问题进行内部磋商，表明越方改变了不承认有柬问题存在的立场，转而采取现实的态度，愿意探讨解决柬问题的方式和途径。范文同曾在丁启行时一再交代，“我们要竭尽全力实现越中关系正常化”。这次磋商是两国10年后的“首次正式接触”，标志着两国关系“完全僵持状态的结束”。同年10月，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又通过来华访问的民柬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和老挝领导人凯山·丰威汉，再一次转达希望尽快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意愿。
此外，越南还逐渐放宽了对其边民在边境地区与中国边民交往的限制，允许“草皮街”形式的边境贸易存在；调整华侨华人政策，减少对他们的限制。这些举动都显示越南已逐步放弃反华政策，积极寻求恢复与中国的正常关系。
对越反击战前线的我军官兵
1991年6月，越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述越南对外关系时，强调要“始终如一地增进与苏联的团结、合作”，革新越苏合作的方式，增进效果，与此同时，要“促进与中国关系正常化进程，逐步扩大越中合作，通过协商解决两国间存在的问题”。越共七大已把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提升到了党和国家对外战略的高度，并在党内做了一些统一思想的工作。
从外交关系行为层面考察，中越外交关系实现正常化的根本突破，表现为越南领导人两次来访并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这就是1990年9月成都秘密会晤和1991年11月北京高级会晤。两次会晤的精神实质一致，即遵循邓小平提出的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指导思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恢复中越关系。
阮文灵在成都秘密会晤时，向中国领导人说：“我们决心纠正过去的错误政策，决不忘恩负义，要重新恢复胡志明主席的对华政策，恢复两党两国的传统友谊。”他还表示：“今天，我们重来中国与你们会见，一定要恢复两党、两国的正常关系。”江泽民总书记借用“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诗句来表达成都秘密会晤的重大成果，并对两国领导人的北京高级会晤给予肯定，指出这“标志着两国关系已经实现了正常化”。
解放军坦克集群准备向前挺进
成都会晤直接推动了中越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是两党两国关系在内部解冻的开端。1991年8月10日，中越两国副外长同时发表声明，宣布从即日起恢复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交通、邮电等关系。尽管中越各方面的联系全部落实尚需时日，但此举表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已经开始启动，也为越南代表团随后正式来访和双方举行北京会晤做了铺垫。
北京会晤后，两国发表了联合公报，双方表示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并根据党际交往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恢复中越两党的正常关系。双方还签订了贸易协定和处理两国边境事务的临时协定。
从冷战后期以来中越关系的发展演变看，越南在恢复中越睦邻友好关系的行动上，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姿态，在对华政策的方向和内容上，做出了重大调整。中国也适应自身周边外交战略的需要，把握有利时机。调整了对越关系。中越两国从反目为仇、相互对峙，发展到睦邻友好、平等互利、合作共赢，两党两国关系在新形势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两国关系的调整与发展，首先是以各自国家利益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内在需要为根本依据的，其次也是以客观评估国际和地区形势为基础的。内外因素的结合和互动影响，使两国明确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新思维，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全面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