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宁波商人的领袖人物都是围绕两位江苏人在打转，一位是盛宣怀，一位是张謇。南通张謇在全国商界具有公认的号召力，1906年12月当张謇与浙江人汤寿潜等在上海发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时，甬商朱葆三、虞洽卿、周晋镳、苏葆笙、李云书及李薇庄等都是会员。
但1910年前后，当这些人的目光由张謇转移到孙中山身上时，以张謇为代表的江苏商人的江湖地位，开始动摇。以宁波、湖州、绍兴为代表的浙商，逐渐执掌上海乃至全国工商业之牛耳。
晚清最显赫的官商是盛宣怀，1897年盛宣怀倡导创办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1902年倡导成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都是以甬商为班底而具有全国意义的大事。
作为嫁接盛宣怀意图的最直接执行人，严信厚脱颖而出，并成为宁波商人具有力量的表现。
严信厚是李鸿章幕僚，曾长期担任上海道库惠通官银号经理，掌管上海道的公款收支。他在上海创办过南帮票汇业中最具声望的源丰润票号，资本是白银100万两。中国通商银行由严信厚负责筹备，他也顺理成章地成为首任总经理。这家银行的一大亮点是，吸引了老家广东的近代侨商张弼士的资金，以体现更多的代表性和更广泛的号召力，但在入股这家银行的商人中，以叶澄衷、严信厚、朱葆三为代表的宁波人最多。
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素有中国“第一商会”之称，第一任会长也是严信厚。这一公所又先后改组成商务总会和1912年6月11日的上海总商会，但内部人事、组织结构变化不大，商会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甬商手中。1912?1929年，总商会进行了9次会董选举。除第五届和第九届外，其他各届会长都由甬商执掌。
至于上海其他各种商会和一些主要行业公会，如闸北商会、上海县商会、上海钱业公会等团体，宁波商人无不占有重要地位。
对于中国航运业，1926年日本学者后藤朝太郎考察得出结尾，无论是长江航运还是沿海航运，轮船上上至买办、驾驶员，下至伙夫、水手，几乎全是说着宁波话的宁波人，中国海运业完全由宁波人支撑。在近代中国轮船业处于主宰地位的是虞洽卿所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和三北轮埠公司，因此，宁波走出来两位世界级船王董浩云和包玉刚。
伍
保卫社会：最后的辉煌
上世纪初20年代初，企业界试图肩负起保障社会秩序的责任。最突出的就是上海。
1905年10月，以上海商务总会为背景，组成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承办所有马路、电灯以及城厢内外警察的一切事宜，已经有点市政府的味道。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由上海道袁树勋照会郭怀珠、李厚祐、叶佳棠、姚文楠、莫锡纶等绅商集议筹办，这是上海试行地方自治的开始。宁波人李平书为总工程局领袖总董，莫锡纶、郁怀智、曾铸、朱葆三为办事总董。
1906年朱葆三、虞恰卿、傅筱庵等人就发起成立华商体操会，这是一个武装团体，有枪支弹药，以求自卫，主要成员是商人，经常开会。与体操会一样，消防队、体育会和商团是当时多元化的组建自卫和维持社会秩序的淮军事组织。辛亥革命爆发，大部分地区政权转移几乎兵不血刃，这些带有商人背景的组织功不可没，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手上有枪。
1911年初，上海商团成为反清主要的武装力量。同年4月，在虞的支持下，全国商团联合会在上海成立，虞任名誉会长。到民国元年上海各业和商团共有20个，人数约有2500人。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以叛乱罪名下令解散国民党后，其着力加强中央集权的意图逐渐显现。当他陆续解散国民党(1913年11月)、国会(1913年12 月)及地方谘议局(1914年)后，那些曾经“有机会证明他们的管理能力、现代化才干、对民主程序的理解和他们对重大国家问题的兴趣”的绅商们，再也不能恢复这种行政上和政治上的自治。袁世凯鼓励商人回到脱离政治的传统中去，1916年北洋政府对团练组织做出了严格规定。
《剑桥中华民国史》这样写道：面对这样一个虽然非其所求但也并不难接受的军事官僚政权，他们只得在外国势力的荫庇下努力去加强自己的地理和社会基础之上的自治。因此，他们要求在南京的英国领事将租界扩展到下关的码头和商业区，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
商团与政府的冲突于1923年由共产国际牵头的联俄容共而起。这些商人本来大部分是孙文的支持者，现在因为联俄容共政策而分道扬镳。在他们心目中，共产总是和没收财产、共妻这些恐怖的字眼连在一起。虽然孙文在各种场合一再强调共产制度绝不适合中国，但人们对他身边忽然来了那么多俄国人仍感到忧心忡忡。
在广州这个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里，商人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1924年2月，适逢旧历年关之期，各军催饷，急如星火。孙文再也无计可施，命令广州的善堂(注：慈善组织)以善产为担保，发行50万元“军用手票”，以捱过年关。未料，商民忍无可忍，一呼百应，相约拒用滇军、豫军的“军用手票”，演变成广州全市罢市的轩然大波。善堂召开紧急会议，议决请孙文收回“军用手票”。
这时，政府与商民的关系已经出现种种不祥迹象。1924年5月，广东商团设立全省联防总机关，由广东商团总团长陈廉伯担任全省商团联防总长，而由购买军火所引起的商团与政府的冲撞，最终在广州民众国庆游行之时爆发。商团在混乱中开枪射击，当场击毙十几人。孙中山以商团叛形既露，令各地民团“协助防乱，毋为所惑”，政府中的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都坚决支持镇压，就这样商团叛乱被镇压。
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大政策，工农运动得以迅速发展，其意在改变商民以前“在商言商”的心理，动员商民参加政治与国民革命，形成革命化的商民;但在国民党内部，大商人与小商人又形成针尖对麦芒的局面。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关于商民运动 的决议案》，作出“本党决然毅然号召全国商民，打倒一切旧商会，引导全民商民为有组织的平民的团结，重新组织可以代表大多数商民利益的商民协会得普遍于全国”的决定。
到1927年前后，商人更被国民党人分成“革命”与“不革命”的两派，被给予完全不同的政治待遇。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冯筱才认为：在晚清至民初期间，商人们的政治表现呈“M”形，商人们在1860年代后政治上日趋活跃，至清末立宪运动及辛亥革命达到第一个高峰，后来由于反对“二次革命”，政治上出现倒退。1915年后，政局日益混乱，商人们的政治表现又呈上升势头，到1920年代中期，达到第二个高峰，但在国民党上台后，受到压榨，最终丧失了“政治自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