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徽州歙县的江氏家族，体现了徽商崛起于两淮的历史进程。江国茂就是那时来扬州的徽州人，他放弃晚明秀才的学业，来到扬州从事盐业。真正奠定江氏家族在两淮盐业位置的，是江国茂的儿子江演，江演碰上了实行纲盐制改革的历史契机。
江演成为江氏家族的第一位总商，任职34年。之后，他的三子江承喻由30总商成为四大总商，干了28年。江承喻的儿子江春(1721?1789)又继承父业，成为总商之首，一干又是52年。
江演家族所掌握的盐引数占两淮盐引总数的1/10。他的老家歙县江村外村，居住在扬州从事盐业生产的人，刨去江演家所经营的盐引量，也占到两淮盐引总量的1/10。从江国茂到江春这一代，堂兄弟10人为盐商。江承喻的族兄承炳、承丰、瑞茜都是扬州大盐商。瑞茜之子江进又为两淮四大总商之下的12总商之?一。
像江氏这样的盐业家族，在康乾盛世还有黄氏、汪氏、鲍氏等。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盐务总商，分别为徽州人黄源德、江广达、洪箴远、鲍有恒和黄瀛泰等人。入清以后，尤其是在康乾时代，两淮徽州盐商盛极一时，并超越晋商而执盐商之牛耳。就以歙县的盐商而论，“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从而，徽商以两淮盐商为主体而崛起，并把在盐业领域的领袖地位捍卫得固若金汤，“彼时盐业集中淮扬，全国金融几可操纵”。“钻天洞地遍地徽”“无徽不成镇，无镇不成街”，一时成为民间谚语，以至于陈去病(1874?1933)认为，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甚至认为，扬州就是“徽商殖民地也”。
乾隆帝一生六次南巡扬州，每次都由徽商江春负责操办接驾。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深得乾隆褒嘉。对于接驾、赈灾、朝廷用兵，徽商都很舍得花钱。乾隆、嘉庆两朝用兵，淮商先后7次捐银2100万两，浙商才捐了540万两，但这些费用都通过摊高盐价，或者将官盐通过私盐渠道流入市场而获得。最终徽商遭到清政府的整肃，包括江春在内的一批大盐商家族都被抄家，乃至批捕。尽管江春被赦免入狱，但生活困难到由乾隆帝从库银中借支30万两生息以做生计，直到1789年病死。
1832年，两江总督陶澍再次改革盐政，将纲盐制变为票盐制，实则剥夺了两淮盐商的盐务特权，徽商风光不再，“旧日繁华，剩有寒菜一畦，垂杨几树而已”。
山西皇商
与江春一样，山西八大皇商之中的范氏家族也是盛极而衰。
山西八大皇商在清军入关时给予清军很多物质供应，当顺治帝进入北京紫禁城后，册封了以范永斗、王登库等为代表的八大晋商。他们成为清朝内务府第一代皇商，享有特权。范永斗被命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除经营河东、长芦盐业外，范永斗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由此又被民间称为“参商”。
在康熙帝征讨噶尔丹时，范氏家族积极主动地承担运粮任务，但因为不测之原因拖欠了户部很多钱财。清政府给范家一次抵欠价款将功补过的机会，那就是贩铜。1738年开始，因国产铜不堪铸钱需要，清政府就派商人去日本贩铜。铜商有官商和民商之分，官商所贩之铜全部上缴国家铸钱。民贩之铜，6/10上缴国家，4/10可由民商在市场上销售。
当时国内有两个红铜市场，一是汉口的滇铜市场，一是苏杭从日进口的铜市场。范氏后代范毓馪及另一位晋商刘光晟等，就是在这期间成为铜商。大致在1764年以前，全国共有贩铜船只15只，作为官商的范氏家族占3只。1766年以后，范家船只增加到7只，年贩铜140万斤，但最终亏欠并未被有效弥补，直到1783年范家被抄。
特权是一种与普世道理相违背的权力组织方式。更早在明朝，对官的依附及政商袒护，让社会形成一个凌驾于世俗之上的特权阶层。尽管明政府禁止监察官员，权势之家，公、侯、伯及四品以上文武百官本人及其家人、奴仆从事盐商业务，但在宣德、正统年间，这项禁令成为一纸空文。成化(1464?1487)年间，原来在禁止之列的达官显贵，居然直接奏请皇帝取得巨额盐引，然后转卖给商人以获暴利。到弘治年间，盐业已被这些官员垄断，要想获得盐引，必须依靠官家。
1571年，河东巡盐御史郜永春弹劾王崇古、张四维，称盐法之坏，在大商专利，势要横行，并称王的弟弟和张的父亲是大商，言下之意，王、张家族为势要，请皇帝“治罪崇古，而罢四维”。
在郜永春弹劾王、张两人的前一个月，即1571年3月，一场持续了三年、对蒙古是战是和、是否对蒙古开放马市的争论，刚以议和派占据上风而告终。在1571年“隆庆议和”一事上，以盐商为代表的政商家族势力主张与蒙古结善而非用兵。御史饶仁侃、武尚贤、叶梦熊，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等坚决反对，主张对蒙古采取强硬军事手段。王崇古、张四维、张居正(湖北人)等则主张议和开马市，两派观点针锋相对。
这种相对随后引发了一场官场地震，致使兵部尚书郭乾、内阁大学士首铺李春芳、户部尚书张守直等先后辞职;之后祖籍山西洪洞的新郑人高拱出任内阁首辅，与张四维家族有姻戚关系的杨博出任吏部尚书，山西籍官僚王国光就任户部尚书。
王崇古(1515?1588)，今山西运城永济县人;张四维(1526?1585)，今山西运城芮县人。在明时，两地均属平阳府的蒲州。前者时任宣大总督，后者为吏部侍郎。两家都有盐商背景：王崇古之父王瑶、伯父王现、长兄王崇义、从弟王崇勋、舅父沈廷珍、姐夫沈江等都是商人;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弟 张四教、岳父王恩等也都是晋商。
郜永春弹劾的要害之处在于，王、张两家还是姻亲，张四维之母是王崇古的二姐。也就是说，王崇古是张四维的舅舅，王崇古的大姐嫁给了乔居蒲州的盐商沈廷珍的长子沈江。张四维的三个弟媳妇分别来自当时的山西巨商王氏、李氏和范氏家族。张四维的一个儿媳妇是兵部尚书杨溥的孙女，张四维的女儿嫁给了内阁大臣马自强之子马淳，马自强之弟马自修则是著名的陕商。
有这样的家族背景存在，两家将政商结合在一起，让这个因姻亲而建立起来的大家族，在盐业领域游刃有余，无往不胜。王、张家族的联璧，堪称晋商史乃至中国政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幕。晚明，东林党人曾提出罢税、严惩税棍、革除积弊、兴工商业等主张，他们不少是商人家庭出身。从籍贯上来看，晋陕籍51人，占东林党人的17%。当东林党人遭到阉党迫害时，商人也给予了同情。1626年3月，锦衣千户张应龙率缇骑到苏州逮捕东林党首领周顺昌时，在苏州的山西绛州籍大商人张国纪等，就曾联络众商人，准备贿赂缇骑，以免周顺昌受苦。但这时，商人力量已经被政治所浸染和分化，势力并不足以打破厚重的权势之门，以至于东林党人最后自身难保，这是中国商帮史上商人为改变自身命运的一次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