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后，国民党人试图以党化商民组织整合上海商人，但遭到反抗，最终双方妥协，形成一种国家统合主义。1928年7月19日在国民党中常会157次会议中，国民党中执会通过了《商人组织的原则及系统》，改变了以商民协会取代旧商会的态度，要求各地商民协会与商会分立并存，并指出商会代表大商人利益，受国民政府监督、管理;商民协会代表中小商人利益，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民众训练部指导。
之后，国民党规定了训政时期以党治国的六条原则，确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训政体制，商人再次回到传统中去，商会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也大不如?前。
1927?1937年间被称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十年”，民营资本年均增长率超过8%，并在纺织、矿业、交通、电力等经济领域占有优势。1936年，中国全国工业资本(包括矿业)约有13.76亿元，其中，官营资本约占15%。“九一八事变”后，政府开始转向战时体制，重点发展国营企业。“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成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联合办事处，对金融实行国家垄断。1939年国民党五中全会后，民国政府正式确立国营工业的中心地位，国家资本全面进入原来民间资本的传统领地，并迅速占据优势。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官僚资本对民营资本的挤压，让我们记住了历史教科书中所说的国民党“四大家族”，民营资本的话语权愈来愈式微。
随着国共内战的加剧，无锡荣氏家族在上海的大部分成员离开了大陆。中国银行界的陈光甫、宋汉章、周作民、钱新之、李铭等及实业界的卢作孚、吴蕴初、刘鸿生等，也都选择了离开。尽管有些商业领袖，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方面的邀请下又回到国内，但再也没能延续其在商业上的传奇。1952年底，荣德生谢世。同年2月，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在家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终年59岁。1955年，周作民到上海视察行务，突发心脏病后去世，享年72岁。
1956年新生的革命政权进行公私合营改造，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声中，中国私商的财富整体被归于零;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民间的商业传承才在断代了二十多年后接上地气。
当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商帮史时，反思中国商人是否仍会回到历史的窠臼之中，是一件轻松不起来的事情。如何用法治的力量保证中国商人的利益和精神的传承，成为横亘在中国社会经济面前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这个问题，是下一个30年审视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也成为考量中国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以及中国商人命运的重要风向标。
作者简介：
王俞现，《中国商帮600年》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