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国商帮发展历程的追溯，源于我对近代中国商人创业年龄的好奇。这一追溯不要紧，接踵而来的好奇，逐渐淹没了我对近代中国商人创业年龄的好奇，而有关中国商帮的历史脉络，也在此间慢慢浮出水面。
我像发现一个没被人充分认知的矿区一样，在前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做了20个月的宅男，全情投入写作。不得不承认，我是一只笨鸟，没有想过偷懒，写作过程慢如蜗牛。资料收集、整理之繁琐，让我一度萌生中断写作的念头。
但对于这个体裁价值的坚信，又让我在痛苦之余，沉浸于享受中国古代以地域或者血缘为纽带的十大地域商帮递次交错、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财富变迁史。
就这样，由点到面，书的轮廓渐次成形，各大主流商帮在我的脑海里形象日渐丰富，并且极富个性。本文试图带你领略明清民国600年中国主流商帮的演变历史，并向你昭示商人在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中冥冥的历史宿命。
壹
晋徽商人：危险的生意
无论是徽州盐商还是山西票商，他们都是国家政策的受益者。盐业政策的国退民进是盐商创富缘起的必要条件，但在创富过程中，盐商日益滑向了对官权的依赖。对官僚千丝万缕的勾搭让中国商人不具有建构独立人格的机会，他们乐于在官权的滥用中谋求利益，进而无力摆脱为人鱼肉的历史宿命。尽管他们在商场上长袖善舞，但不能独善其身，也让他们在对自身累积财富的保护方面无能为力。
盐商的来历
中国商人历史上可称得上“帮”，是在明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耐人寻味的商帮，晋商较早地拉开了中国商帮史大幕，其延绵500多年的辉煌由盐商开启。作为最早的晋商主体，山西盐商发家于边区屯军的国防政策和率先在山西开展的开中纳粮的盐业政策。
大同是作为开中制最早试点之地而登上历史舞台的。明朝在北关沿长城一字排开，由九个关口组成绵延千里的防线。这条防线让朱元璋动用了100万人以防御蒙古铁骑。北京北部之防御以大同关和宣府关为基础，其与山西关一道，成为明初北关规模最大、驻军最多、耗费军饷最高的三关。
大同的自然防御设施远不如宣府可靠。尽管此处骑兵较强，但难改其危险地段的角色。为要塞提供足够粮食和为战马提供饲料，意味着要有源源不断的供给车辆进入这一人烟稀少的区域，这也是明朝盐政率先在这里执行的迫切性所在。
1370年6月，太原人杨宪向朱元璋建议在大同实行“开中制”。初衷是这样的，大同的粮储供应要从今天的山东陵县运到今天的山西马邑，路远费烦，不如调动商人转运，在大同仓缴纳一石米(大约相当今天的107.4斤)，或在太原仓缴纳一石三斗米，可到相应盐场领取一引(200斤)盐，这些盐被允许到指定的区域贩卖。在这个过程中，盐价折抵米价，转运费代纳盐引税。
开中制是一个有关盐政的制度。盐税在财政收入中占据半壁江山的地位，决定了盐成为国家撬动和润滑对国防投入的介质。在维系边疆安危与解决边区庞大驻军生计之间，宋、元、明三朝面临着共同的话语背景，以及边区、财政政策的选择。在政府财力捉襟见肘的时候，如果商民愿意将粮食运往边疆，政府将发给其盐引，准许其到相应的盐场领取一定量的盐，并在指定区域销售，这实际上是给予了商民一个辛苦挣钱的机会。
这是一个整合资源、优化配置、国家和商人各得其所的建议。杨宪默认了这样的逻辑：如果边储粮草的转运由政府来操作，需要置备车马乃至打造官船从南往北调粮，需要建立兵站、雇募人力，而这一切，对于一个刚刚开始运转的国家来说，显然是不可能的。而粮储交由老百姓运输，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面临两大问题：一是运输费用高。民运粮一石，运输费用甚至将达所运粮食价值的六七倍;二是运输周期长，如果民运粮任务过重，则影响农民耕种和休养生息。
在官办而征民运和商运之间，社会底层出身的朱元璋思忖得最为透彻，最后决定由具有一定财资的商人转运。很快这一做法在山西、河南、陕西实施，并于1371年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
朱元璋曾不无自豪地说，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所以能达到这种效果，除了实行开中制外，还与迁徙军人、商民，甚至山西的晋王和代王两藩府到边区屯田有关。
无地少地的贫民，被明政府鼓励迁往人稀地广的地方去屯种，就近解决粮食生产及运输不便的问题。最初明政府从四丁以上的农家抽一人，免其徭役，调往大同等地，编入军屯卫所垦种。仅太原、平阳两地就被征调10万多人赴边。除强制手段之外，许多晋中、晋北缺少土地的农民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越过长城，进入山西行都司的地域垦种。大同商屯，让晋商佣人秋去春来，如北塞之雁，也减轻了长途运粮的负担。
就这样，一批盐商在此间悄然萌生。
而徽州盐商在盐业政策的变化中，近水楼台先得月，扮演了超越者山西盐商的角色，进而在盐业领域独领风骚。1492年，当户部尚书叶淇在徽商建言下发动了一场盐法变革时，中国的商帮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次变法，无意间拉开了晋徽盐商上百年历史命运演变的序幕。
叶淇变法的主要意思就是，用纳银换取盐引的政策取代到边区纳粮换取盐引。1506年，屯田纳粮也开始折银，以至于山陕富民都迁往淮浙。这样，山西盐商曾经崛起的两大支柱先后瓦解。
叶淇变法的背后，实际上暗合了白银上升为中国本位货币的历史进程，如果说叶淇变法让徽州盐商兴起，那么1617年纲盐制则是徽州盐商发达的开始。如果说叶淇变法让徽人第一次大批到达两淮流域，那么纲盐制则掀起了徽商第二次成批到达两淮的序幕。
纲盐化就是食盐专商制度的开始，它等于每个盐纲是一个管理团队，需要担负一定盐引的销售任务。为数不少的徽商举家迁往两淮盐区，就等于组建了一个管理团队。较之山陕商人，徽州距离两淮近， 举家或举族迁徙，不仅便利，而且徽州最讲究宗族联系。结族成纲，用族法宗规来凝聚和节制纲法，成为徽州盐商后来居上超越捷足先登的山陕商人的杀手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