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凭借在丝绸、瓷器、棉布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以致美国学者弗兰克得出结论说，1500?1800年，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换句话说，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世界的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特别是中国。
月港贸易激发了漳州人海外贸易的热忱，漳州海澄人在马尼拉中国人中，十居其八，但1603年发生的马尼拉大屠杀，让漳州商人元气大伤。马尼拉大屠杀，死亡数字版本较多，从15000到30000人不等。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李旦被西班牙人罚在一艘叫galeyen的船上做了多年苦役，在1607年逃走，后移居日本，并娶日本女为妻。
旅居日本的明朝侨民多达两三万人，主要集中在长崎和平户。李旦善于结交长崎、平户两地权贵，他是继王直之后又一位在日本的头号华人传奇人物。因为对日本平户?马尼拉、平户?澳门的贸易前景不太乐观，从1614年或1615年左右开始，李旦派人前往澎湖等地从事贸易活动。在荷兰人占有台湾以前，李旦、颜思齐、郑芝龙共同以日本的平户、长崎和台湾的云林、嘉义一带为基地，从事对日贸易和海上武装打劫活动。
后来葡萄牙在日本边传教边贸易的方式，受到日本政府的极大警觉。教徒无处不在，让葡萄牙在日本的地位急转直下，同为教徒的李旦等也在无形中受到影响。由漳州人颜思齐出面组织的28人拜盟兄弟团，欲因此在日本起事，不幸事泄，遭到搜捕，就仓皇逃往台湾。郑芝龙奉李旦之命，搭乘荷兰船“好望号”由平户启程赴澎湖，担任荷兰人的翻译。1624年8月李旦也从日本平户抵达澎湖。1625年8月，李旦染病去世，其在台湾的产业基本被郑芝龙继承。
从1604年短暂占据澎湖开始，到1622年占据澎湖，再到1624年占据台湾，荷兰人一直流离在明朝官方朝贡贸易之外。漳州双屿的盛极而衰，是福建人李光头以及徽州人许栋、王直等，与葡萄牙人里应外合的结果。荷兰人的出现，又与层出不穷的刘香、李魁奇、杨六杨七、禇彩老等海盗集团，结成这种关系。
不同的是，明末最具实力的李旦及之后的郑芝龙海商集团都选择了比月港更具优势的厦门，作为开展海外走私贸易的港口。厦门港逐渐取代明朝时的漳州月港，延续了汉唐时福州甘棠港、宋元时泉州后渚所承载的福建海商的历史命脉。
月港体制不允许外国人前往漳州贸易，荷兰人只能以台湾为基地，以福建商人为中介，采用预付资金、按样加工、期货贸易等方式开展贸易。崇祯皇帝上台后，福建巡抚熊文灿为对付荷兰人和其他海盗商人，与官方假手王直如出一辙，招抚海盗。为长远考虑，郑芝龙奉诏归附明朝，在大陆拥有牢固基地后，使其能集中精力对付荷兰舰队，并将中国南海上的海盗集团一一消灭。
1640年后，郑芝龙集团确立海上霸主地位，发展成为拥有3000多艘海洋贸易船只的庞大的海上贸易集团。几乎整个远东水域—澳门、马尼拉、厦门、日本各港口之间所有商船都有悬挂郑氏令旗的中国商船，郑芝龙成为明朝最巅峰时期亦商亦盗的海商代表。
尽管17世纪荷兰人被称为“全世界的海上马车夫”，但在郑芝龙海上集团面前，荷兰人不得不每年向郑芝龙的船队缴纳12万法郎的进贡，才可以保证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远东水域的安全。
不过，郑氏家族之后命运多舛，郑芝龙先被软禁而后被杀，其子郑成功抗清收复台湾，到这个家族最终被清政府剿灭，让人唏嘘。当清朝再度开放国门时，郑氏家族时代的中国海上商人贸易航线，慢慢被荷兰、英国等东欧商人渗透、填补、控制，郑氏家族成为明清中国海商最后、最为辉煌的剪影。
叁
世界首富：灰色的十三行商人
当西方商人及其代言人在议会里的声音逐渐上升为主流时，东西方商人的话语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两者命运的走向，也在这种变化中慢慢定格。
当陈祖义、王直、郑芝龙等亦盗亦商的角色被官方主流价值观所不容时，1684年清政府开放海禁，并在第二年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为对外通商口岸，设立粤、闽、浙、江四海关，逐渐用开放的姿态，将中国海商纳入合法的平台之下。
不过，这个平台上最具影响力的商人不是广州本土商人，而是沿传了明末一百年来海商积淀和风云的福建商人。与李旦、郑芝龙一样，来自泉州府同安县的潘启，是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
在潘启到达广州前，这里已经聚集了很多福建商人，并在对外贸易中占据鳌头。黎嘉彬在《广东十三行考》一书中曾提及15家行商籍贯。其中，福建籍7人，徽州籍1人，浙江籍1人，广东籍6人(可能还包括寄籍者)。虽然在公行存在的中后期，十三行里的福建人，从数量上并没有明显优势，但占据着中枢之位，十三行里的灵魂人物基本都来自福建。
1757年大清帝国发生了三件相辅相成的大事：乾隆南巡、清廷以诏谕的形式确立了广州一口通商地位、第二次远征准噶尔。广东远离中央政府心脏，历来是华洋杂处之区，而浙江是华夏文明礼教重地，清政府不希望西方商人逼近江南漕运财富中心乃至京师重地，所以南巡后确立广州一口通商，实也是为远征准噶尔而避免来自海路的不测。
1760年，由九家十三行行商共同倡导，十三行公行团体成立，一切外国进口货物，均由十三行承销。潘启成为复设的公行首任商总。以公行的再次成立为标志，广州十三行商人真正进入产生巨富的时代。之后，潘启成为广州首富，并成为与瑞典、英国等国丝绸贸易的最大客户。在广州一口通商的85年间，潘启及其家族出任总商的时间最长。同文行(后改名同孚行)也是十三行里面唯一一个超过百年历史的商行。
之后，公行时开时废，显示了来自清朝珠江和英国泰晤士河两股商业势力的较量。这场较量的一头连着清帝国的广州十三行，另一头连着英帝国的东印度公司。这两个官方外贸垄断团体，构成了18?19世纪中西关系的商业中枢。其间所发生的贸易纠纷，引发出世界上两个强大帝国间漫长的碰撞。
伍秉鉴是十三行后起的福建商人，他将福建商人在广州的势力推向了另一个高峰。
他的父亲伍国莹曾在潘家做账房，1783年开设怡和洋行而成为行商。与潘启一样，伍家的祖籍来自福建泉州府，先祖在康熙初年进入广东，原在武夷山种茶为业。
尽管潘家仍维持着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宗订单地位，但英印公司从18世纪后期开始已经在走下坡路。伍家第二代跳出既有的贸易框架，主动出击，与广州口岸新兴的外商—美国的自由商人以及来自印度的港脚商人打成一片，这是伍家脱颖而出、超越潘家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