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商
在明清中国商帮前几百年中，山西商人灿若群星。1823年，山西人首创票号之功，又将山西商人的主体从盐商、外贸商人更进一步推进到民营金融领域。
如果说晋徽盐商的次第崛起，缘于粮盐的物物交换到盐银的货币交换，那么银票之间的信用交易，则拉开了中国商帮史上伟大的又一幕，就是票号商人的出现。每一次围绕结款方式的变革都带来了财富革命。
当时清政府对各省的财政收支，历来用京饷和协饷来进行宏观调控。上解朝廷的称京饷，是对各地承担的清政府的官吏俸禄、八旗军费、皇室费用等支出的总称：而由户部指定有盈余的省份将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调拨给那些需要但入不敷出的省份，叫协饷。
但是，无论京饷还是协饷，历来奉行的都是各地官府的解饷委员会装鞘运解，而不得假商人之手。因太平天国农民军起义和上海的崛起，广东省财政陷入了非常窘迫的境地，拨解京饷多向票号借垫。1853年，广东对英国的通商贸易收入首次被上海赶超。
1861年，各省应解京饷700万两，直到当年农历八月时，北京户部仅收到100多万两，应解未解之京饷尚有590多万两。这时，太平军与清政府进入决战阶段，战争阻塞了交通，清政府爆发严重的财政危机，被迫在1862年12月允许票号汇兑京饷。从此，票号与清政府扯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解禁令尚未传达到各省之前，江西巡抚沈葆祯在1863年4月首次交给新泰厚票号汇兑10万两京饷进京。之后，江西的先行和清政府的解禁，让广东、湖南、湖北等地纷纷效仿。到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这年，粤海关因关税征收无几，不够凑拨，就向山西协成乾、志成信票号各借银5万两汇兑，由税收项下提拨归偿。
山西票号的发展一直不温不火，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对北京的银号、当铺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尽管票号也有波及，但根基未动。尤为重要的，在慈禧太后西逃时，山西票商获得了一次绝佳的接近清朝最高层的机会。西逃的线路，由内务府大臣桂春安排，乔家大德通票号高钰和桂春私交甚笃。桂春把路线安排好之后，就写了一封信告诉高钰，说慈禧什么时间到达山西和准备住在祁县，让他们做好准备。
高钰就按东家吩咐，在慈禧路过太原时，让大德通票号太原分庄经理贾继英为代表，为慈禧孝敬往西安的路费30万两白银，但同时要求西行之财赋收入暂由大德恒经管。
到了祁县，慈禧太后的行宫就安排在乔家，乔家给了慈禧太后非常好的招待。从这以后，慈禧太后一改对晋商的印象。再回到北京时，慈禧太后做了一个决定，让辛丑条约的战争赔款，通过票号汇往外国指定银行。一时间，山西平遥、祁县、太谷票号成为清政府户部的临时代理金库和总出纳，山西票业获得跨越式发展。
但同时，外国银行凭借雄厚的实力发行纸币，以纸币代替银两流通，逐渐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主宰。手中无财的慈禧政府也希望掌握金融主权，就邀请山西票商入资组建近代银行，但蜗居在山西平遥、太谷、祁县等地的票商及总部大掌柜们，对国内金融业悄无声息的变局无动于衷，将送到眼前的机会一次次拱手让出。
山西票商开始比较纯洁，进入发展快车道是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在官府财政捉襟见肘之时，正锐意进取的山西票商在不经意之间与官府搭上了肩背，其草根商人的底色里开始掺杂了一丝官商的色彩。当这种不经意愈日演变为一种行为惯性时，政商之间应有的界限被打破。八国联军进北京后，山西票商沉湎于被官府所倚重的那种无与伦比的甜蜜时光里，最终丧失进取的动力，进而在晚清民初被以浙江和江苏商人为代表的近代实业与金融业商人所取代。
1915年，司法部宣告日昇昌破产，农商部通饬全国各地商会知照办理，日昇昌一“破”涂地，但由日昇昌发轫的金融智慧和实践，让这片厚重的土地人才辈出。清朝第一家官办银行行长贾继英、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和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宸，都来自山西。
贰
亡命海商：走私与开放的挣扎
整个明朝，绝大多数时候，海商是以非法的角色活跃在海外贸易中。换句话说，他们就是走私商人，甚至以武装的方式走私，最嚣张时公然对抗政府。从粤籍的陈祖义到闽籍的金子老、许光头;从徽籍的许栋、王直到泉州籍的李旦、郑芝龙，莫不如此。
这些中国海上走私商人集团的存在，不经意间结成了一张遍及东亚、东南亚的贸易网络，并成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家肢解中国朝贡体系前，最后一道强有力的屏障，但他们寄希望于海外贸易的开放而不得，最后一个个身首两端，书写了魔幻般的宿命人生。
盘踞马六甲的中国海商
从1381?1397年，朱元璋至少6次下达与海禁有关的法令或命令：从禁止商民私通海外到不允许外来国家与明朝“交通”，从禁止民间使用和买卖海外产品到禁止商民下海通商，从废弃舟山群岛上的昌国县到责令舟山岛及其他46岛(山)居民内迁，一次比一次严厉。
《大明律》甚至规定：擅造三桅以上大船，带违禁货物去海外交易者，正犯要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明朝曾多次派遣使者前往各国宣谕，让他们回国，但效果并不明显。
当时维系明朝与国外贸易关系的是一个叫朝贡贸易的体系。有的华侨还见缝插针地作为外国使团成员，利用朝贡体系与明朝保持贸易往来。陈祖义便是这样一个人。他来自广东潮州，明洪武(1368?1398)年间全家逃到南洋入海为生。曾在三佛齐(今印尼巨港一带)的渤林邦国王手下当大将，国王死后，他自立为王。他甚至想到永乐帝那里去进贡，可惜很多贡品都是空船出发，一路抢来的。
陈氏集团成员最多时超万人，战船近百艘，活动范围包括日本、中国台湾、中国南海、印尼旧港(今苏门答腊岛巨港)等太平洋地区，总计有超过万艘以上的过往船只遭其掠夺，明朝有50多座沿海城镇被其攻陷过，南洋一些国家甚至向其纳贡。为此，明太祖朱元璋曾悬赏50万两白银要陈祖义的首级。永乐年间，赏金更是高达750万两。
可以说，郑和下西洋时，陈祖义已是盘踞在马六甲的中国海盗王。日本海盗隔三差五的骚扰，尽管扰乱了日本对中国的苏木贸易，但还不成气候;蒙古在明朝初年中兴之时，寻衅对抗尚不是时机，陈祖义的出现让大明已然发现了一个目标物。彼此似乎都早有准备，当陈祖义想对郑和船队动手脚时，直接导致了他的覆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