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鸿：做出美国收购的决定，还是您做的吗？
刘永好：因为我们是生产饲料的，搞养殖的，玉米、黄豆、豆粕这些，所以我们应该在原产地，在资源最好的地方去做一些收购。三年前刘畅正式走向岗位，也是交接班。
陈伟鸿：对年轻人来说考验太大了，第一步就要迈向美国了。
刘永好：她上任以后跟我讨论，我们养殖最大的成本在哪里？在饲料，饲料最大的成本在哪里？在原料，而原料最好的地方在哪里？在美国。
所以必须掌握一手材料，我们派人去不现实，假如我们收购一个全球粮食贸易的企业，那么我们就能够有主导权，能够了解信息，我们的原料价格肯定便宜，所以刘畅就说，我们是不是收购这样一个贸易公司呢？
陈伟鸿：你们看上谁了当时？
刘永好：当时曾经想到ABCD太大了，我们收购不了。
陈伟鸿：ABCD是哪四家公司？
刘永好：国际上最大的四大粮商，ADM、嘉吉、邦吉、路易达孚，是全球粮食和大宗货物贸易的绝对领导者和控制者。
陈伟鸿：我们能拿下他们吗？
刘永好：不可能。因为他们都有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这是第一。第二，他们贸易量非常巨大，贸易额都是以千亿美元来计算的。所以刘畅就说好，我们到美国去调查，看看有没有可能收购一些有相当影响力的，而且正在成长的企业。我们锁定第二梯队领头羊。
新希望六和投资发展部总经理江南：一开始是冲着大股东去的，希望控股，但是对方还是有一点想法的，他们对中国并不是很了解，邀请一个中国股东来控股它的企业还是有一定顾虑的。
陈伟鸿：后来结局怎么样。
新希望六和投资发展部总经理江南：我们收了20%的股份，达到了一定的目的。
刘永好：我跟刘畅是不同看法，我觉得没有控股就没有话语权，至少50%，刘畅也同意，就去谈，人家是很好的企业，投资回报非常高，不断成长，管理层占了30%几的股份。人家不愿意，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最大市场的客户，但是不愿意把控股权交给我们，而且拿不出来，谁都不愿意卖。
陈伟鸿：这个消息传过来之后，你和刘畅之间有过什么样的交流？
刘永好：我就说再做努力，51%不行，50%行不行？50%不行，45%行不行？30%行不行？也不行。后来刘畅说不是要控制它，是要拥有信息，我们要了解全球谷物的动态和仓储情况和期货市场的情况。而这些我们的收购的对象蓝星公司，非常有优势。
最后我觉得也行，因为她是董事长，当然她说了算。另外一方面她是对的，现在看起来真是对的。我们的收购对象非常高兴，接下来签了很多协议对我们非常有利。
陈伟鸿：你觉得你和女儿谁更国际化？
刘永好：第一我英文不太懂，出去一定带翻译。第二，我在海外生活相对比较短。而她英文很好，因为她在国外上学，她的教育程度比我高，她长时间在海外生活学习的经历，所以她的国际化程度应该比我高。第二方面，她比较时尚，朋友圈都是相对国际的人才，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我是不如她的。第三，她不管是穿着打扮或者喜好、爱好，或者对于移动互联网的认识和信息化的搜集来源，都比我强很多。从国际化角度显然我是不如她的。收购以后的麻烦事
刘永好：其实收购以后最大问题，原来管理层和我们收购方是不是能够协调，有很多的企业被收购以后中国派人去管理，但澳大利亚是有规定的，外来的员工不能超过多少。
厚生投资合伙人张天笠：遇到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在发达国家工会是一个蛮大的挑战。第二个问题，我们也需要给澳洲管理团队首先吃定心丸。给他们充分的激励，使他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公司，我们不需要从中国派员工过去，实际上澳洲的企业由中国人去管，这事本身也不是那么靠谱的。
刘永好：工会是很多中国企业走出去都会遇到的挑战。我们收购大概6到8个月之后，需要跟工会进行下一轮的谈判，这叫集体雇佣协议，实际上就规定了未来的三四年之内员工的薪酬增长是什么情况。最后我们给了员工一个非常友好的方案，就是我们这个企业的员工，尤其是蓝领工人，比行业平均工资高20%。
陈伟鸿：这能够触动他们的积极性吗？对于高福利的国家来说，其实有没有那点加班费，我都不太在意，我要的是更加舒适、美好的生活。
厚生投资合伙人张天笠：陈伟鸿说得也很对，还涉及到一个排班的事情，现在很多工厂员工是所谓工作四天，休息三天，这样更符合他们生活习惯和生活节奏。但是在他工作的时候我们是给他更好的薪酬待遇，但是也希望他的效率上提升上来。所以最后我们是非常满意的一个结果。
刘永好：这个格局包括成立一个产业基金，像张天笠以及几十个高素质的国际投资人才，他们为什么愿意留下来，有一个共享机制。我们收购以后有可能你的收益会比以前要高20%甚至更高，我们基本上要保证。但是你得给我们保证，效率要提升，形成利益共同体，这种情况下工会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管理层问题也解决了。
最近有两单中国企业收购澳大利亚的农场事件，被澳大利亚当局否定了，而且在媒体上说中国人来了，大量收购澳大利亚的土地，澳大利亚有担心，所以导致了审批的难度。
正因为这样，我们想不一定要收那么多土地，去收产业的要点或者是最重要的环节来连接这些土地，连接这些牛羊不是更好吗？所以我们收购了澳大利亚的牛的屠宰企业，而通过这个屠宰企业，又联合了几千户大型牧场，跟他签订五年、十年合同，实际上我们变相控制这些土地和牧场。这样就没问题了，农民都欢迎。这也是西方很多公司通常这样做的，因为这样不敏感。我们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的是牛肉，我们要的是中国市场的需求和食品安全，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要的是心理上的安全和就业，我觉得这种也是解决恐惧的办法。
陈伟鸿：最近一次吃到澳洲牛肉大概是什么时候？
刘永好：在一个大型的活动上，在上海，澳大利亚总理宴请了大概1000多个企业家，吃澳洲的牛肉。当时就是说这个牛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但我们很清楚，那个牛排是我们在澳大利亚的企业生产的，是中国造的。
陈伟鸿：这个“中国造”跟您之间有什么关系？
刘永好：两年多以前，我们成立一个产业并购基金，有很多国际投资人，共同去全资收购的澳大利亚原来是第四大的牛肉生产企业，到今年底我们会把它发展成为澳大利亚第二大，同时出口到中国可能是第一位。
我们并不是说只看今年和明年，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这是做产业和投资不完全一样的地方。
很多大宗原料都有一些国际性的企业，而在高端动物蛋白，就是牛肉、羊肉、对虾、海产品这些，还没有一个比较强势的领导者。既然中国有最大的市场，我们又做这个行业，我们有没有可能成为这样的领导者呢？这就要求我们从源头开始来布局。
第一，有好的机制，有一批人愿意做这样的事，跟我们一块干。第二，要有人才，国际化的人才，本土化人才。第三，需要相当的资金，要耐得住寂寞。（来源：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