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财富榜上的数字，王健林早已不挂怀。“扶贫”应该是他当下格外萦绕心怀的事情。在丹寨，他以14亿开启了一场新实验。
2016年2月的最后几天，王健林去了五个地方。
在欧洲的120个小时里，他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将其《万达哲学》英文版作了全球首发；在牛津大学，他发表了题为《万达国际化》的演讲；在瑞士，他密集访问世界体育大佬，全面布局万达体育产业；在巴黎，他豪掷30亿欧元，准备投资开发欧洲城（Europa City）。
然后，他匆匆回国，赶赴丹寨—一座位于贵州省的西南小城。那里有他牵挂的一场扶贫实验。
2014年12月，王健林第一次来到丹寨，与当地政府签下了一笔投资10亿元的包县扶贫协议，被称作中国扶贫模式的创新之举。此后一年多时间里，他率领万达团队对这一项目不断进行考察、反思与纠偏，探索出一条全新路径，并将10亿元的投资额追加至14亿元。这一次，他重返丹寨，颇有几分“督战”之意。
扶贫挺费劲儿
在当初那个投资额10亿的协议里，万达集团对丹寨扶贫的总构想是：企业包县，整体扶贫。
王健林希望，以一个大型企业带动一个县，探索出一种扶贫新模式。
他对扶贫有着特殊情结。早在1994年，万达就开始实施对口扶贫，截至2015年年末，万达捐赠现金扶贫累计超过50亿元，“在中国民营企业里面最多。”但是，“扶了20多年贫，也没有探索出成熟成型的经验。”王健林曾慨叹，扶贫是一件挺难的事情，很费劲。
他曾参与定点扶贫了两个村，但近20年的投入，村子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尽管人均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略高，但王健林认为那是万达投钱的结果。他反思：一个仅依靠注入资金的扶贫，哪怕提高了人均收入，但受益的往往还只是部分人，很难做到普遍受惠。
“之前我们没有找对路子。”2014年6月，在接受《中国慈善家》杂志采访时，王健林表示，“2020年正式退休之后，不排除我去承包一个贫困县，专门进行扶贫。”
但仅隔半年，他即与丹寨签下了扶贫协议，包下了丹寨县。
丹寨为多民族聚居地，位于黔东南，总人口17万余人，是国家级贫困县。截至2013年，丹寨的贫困户有1.36万户，贫困人口达5.13万人，其中，84.78%分布在6个乡镇边远的深山区。据2015年丹寨《政府工作报告》显示，1988年以来，先后有八任贵州省长“联系”过丹寨。
从2014年9月万达第一次与贵州扶贫办接洽，拿到8个候选县的材料，到最后敲定丹寨，仅仅用了70多天时间，显示出王健林一贯行事的雷厉风行。
为何最后花落丹寨？王健林认为，“一来它的交通还比较方便；二来这个县有自己的特色产业，比较容易找准；再来我们高管告诉我说，他们县的领导积极有干劲。”
2014年12月1日，在国务院扶贫办和贵州省委省政府的见证下，万达集团与丹寨县签署扶贫协议，初期决定出资10亿元，在丹寨县实施“企业包县，整体脱贫”的创新扶贫模式。
签约现场，王健林立下军令状：5年内通过产业扶贫，实现丹寨人均收入翻番。
签约的第二天，王健林亲自考察，一天走访了丹寨的8个地点。
家住兴仁镇烧茶村、靠低保过活的困难户龙绍芝，在自家院子里见到了这位神情坚毅的远客。两人闲话家常，龙绍芝一边看护小孙子，一边告诉王健林，她只是希望生活好点，在外打工的三个儿子能够回家。临走前，王健林塞给她一个红包。
为了打好这场硬仗，万达成立了由集团高级副总裁牵头的扶贫领导小组，派驻一批优秀高管到丹寨挂职县乡两级领导职务，对其在工资待遇、职务晋升上给予优待，并邀请国内顶级扶贫专家和产业学者，先后十多次赴丹寨调研。据介绍，一年内，万达内部仅这一项目的PPT就做了56版。
在一年多的调研过程中，原先规划的路径悄然发生了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