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美国媒体和政府间微妙的“共生关系”也决定了媒体常为政府对华政策“背书”。在美国，政府虽然无权干涉或直接管控媒体，但媒体需要政府内部消息线人，而政府官员也需要利用媒体来“漏新闻”，于是精心考量后把一些内部信息漏给记者，通过制造舆论攻势给谈判对手制造民意压力，争取会谈时拥有更多筹码。
比如今年习主席访美前，美国媒体刊登的《美国考虑对中国网络窃密实施制裁》一文，从始至终引用了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白宫官员”讲述美国内部正在起草对华制裁措施，呼吁中国停止对美国网络窃密。后来事实证明这只是虚张声势，而这确实为美方同中方的谈判增加了筹码。
央视记者王冠参加电视辩论
同中国意识形态的对立，与美国政府战略利益基本保持一致的“政治正确”需要，很多时候决定了美国媒体对中国战略和军事问题的报道角度。
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更加充分的、有感染力的表述中国的国际政策和政治主张，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我们可以做得更好，除了勇敢地在国际舞台上用西方的话语讲述东方的故事，还要在宣传方面真正做到“内外有别，外外有别”，给中国外宣媒体更大的维度去报道中国和全球议题，尤其是报道西方受众最关注的涉华敏感话题。
央视记者王冠采访美国官员
敢于直面敏感问题是建立媒体全球公信力的重要标准，也是一个民族成熟和自信的表现，这在国际传播中尤其重要。只有先通过平衡的报道逐步树立我们国际媒体的公信力，才能实现下一步的影响力。
未来10年互联网和移动传媒将成为国际传播的主战场，我们应官民并举，整合民间外宣力量，拓宽外宣渠道。塑造国家形象的思维方式也需要改变，不能将政治宣传和互联网外宣传播画等号，改变居高临下的表述方式，让外国观众看得进去、听得明白。最后，人才是关键。我们的新闻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需要借鉴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和哈佛肯尼迪政治学院的教学思路，加入国际政治、世界经济与贸易等跨领域科目，培养具有某领域专长的双语国际新闻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