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对于世界航空工业来说似乎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因为新一代战机的研制大都是在这一年开始启动的。1969年，美国先后提出F14和F15两种战斗机的设计方案。两者都是通过加大发动机的推力（提高全机推重比）和增大机翼面积（降低翼载荷）来改善机动性能的，前者还使用了变后掠翼技术，因而飞机都变得很大。苏联也在同期研制成了米格27和苏17战斗机，它们都是利用变后掠翼技术来协调高、低速飞行矛盾的。英国、联邦德国和意大利三国也于1969年开始论证“狂风”战斗机方案，最终采用的也是变后掠翼布局。然而，英国早在1957年就开始垂直起落战斗机，后改为“鹞”式战斗机，并于1969年4月开始装备部队，这种垂直起落战斗机从根本上改变了高、低速飞行的矛盾关系，具有异乎寻常的机动能力和作战能力，因而引起世界各国空军的关注。
这一年的中国，形势非常严峻，既有内忧，又有外患。国内还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动乱之中，而外部环境又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立和强权的挤压。一方面要应对来自美国的战争威胁，并在南边抗美援越；另一方面，由于1969年3月2日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把原本就已紧张的中苏关系又推向战争的边缘。形势所迫，我们没有选择，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我们的航空工业。
“鹞”式战机
歼八艰难起飞
尽管“文化大革命”对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干扰和破坏，但是航空工业系统的广大干部、科研人员和职工，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立足我国的现有条件，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坚持独立自主研制新一代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
天有不测风云。1965年5月，正当歼8飞机的总体设计进入关键阶段，飞机总设计师黄志千在出访欧洲途经埃及时，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这给刚刚起步走上独立自主研发飞机道路的中国航空工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1966年1月29日，正当歼8飞机的研制工作刚刚展开的时候，112厂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高方启，突患急性心肌梗塞，不幸逝世。他是当时屈指可数的飞机专家。他的去世，无疑是中国航空工业的一个重大损失。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112厂厂长陆纲又被迫害致死，主管生产的副厂长王新、主管器材供应的副厂长张云等主要厂领导，以及大多数总师、技术专家、车间主任也都被解除职务靠边站，致使正常的飞机生产和歼8飞机的研制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
中国歼-8高空高速战斗机
由于政治上的动乱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再加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连失去了黄志千总设计师和高方启总工程师两位研制歼8飞机的领军专家，刚刚起步的歼8飞机的研制工作陷入濒临停滞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三机部为了保证歼8飞机的研制进度，及时调整领导力量，并指示112厂和601所联合组成歼8飞机试制领导小组，责成601所所长刘鸿志负责并兼代厂总工程师。从而使歼8飞机的研制工作得以继续进行。为了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进而加速歼8飞机的研制工作，三机部顶住政治压力，于1966年11月11日，批准成立了歼8飞机研制指挥部，从而保证了歼8飞机的研制进度。为了全力保证试飞成功，国防工办、国防科委于1968年3月5日发文：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李富春、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审查同意，成立歼8飞机试飞领导小组，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任组长，后又调曹里怀副司令员为试飞领导小组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