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虽然强调“积极开展垂直起落飞机的研究”，但实际上已经明确把这一预研项目提升为急需研制的型号任务。9月份就正式下达了型号研制任务，其代号为：“四号任务”。这就意味着短距起落战斗机课题预研项目顿时变成压倒歼6、歼7、歼8研制的头等任务。
10月30日，三机部在沈阳召开了驻沈厂、所领导干部会议。会上宣布了垂直起落飞机领导小组成员。这次会议要求，601所抽出116名设计员，112厂抽出40名技术员、同有关院校30多人组成“四号任务”连队，由601所副所长叶正大任连长。会后，立即开始了紧张的设计工作。按研制计划要求力争在1971年“七一”上天。“四号任务”的实施，抽调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分散和削弱了歼8飞机的研制力量，从而严重地影响了歼8飞机的研制进程。
但是，林彪仍然对研制进度不满意。为了尽快研制出垂直起落飞机，林彪指示由空军负责的航空工业领导小组，指定沈阳军区空军一位副政委为“四号任务”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统一领导“四号任务”的研制。同时，空军直接派人进驻112厂实施监控，并规定“四号任务”连队每周必须向航空工业领导小组报告一次垂直起落飞机的研制进度。在这种高度压力的情况下，601所设计人员全力以赴，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在1968年底就提出了6套设计方案。经过“三结合”讨论，确定第1套和第6套为优选方案。1970年初，601所又组织设计人员到一线部队进行调研和征求意见，经过反复讨论和论证，于7月份向航空工业领导小组汇报，最后确定上第6套方案。由于时间紧、任务重，设计人员被迫采取“大跃进”的访法，边研究、边设计、边试制。各类研制人员齐头并进，仅用20个月的时间，就设计出了垂直起落飞机的总体方案。
中国歼7战斗机
“四号任务”下马，歼八起死回生
尽管研制“四号任务”抽调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但是留下的部分研制人员，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在继续研制歼8飞机。与此同时，“四号任务”更是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可是，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于1970年6月7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听取歼8飞机研制情况汇报时又突然提出：“歼8要快搞出来，明年要批量生产，一个师放20架，放他几个师，要生产100-200架。”
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当即要求112厂加快歼8飞机的研制速度，以便尽快生产歼8飞机装备部队。这样一来，研究所和飞机制造厂又不得不重新调整力量，以保证歼8飞机的研制和生产进度。
这期间，歼8飞机经过多次试飞验证，其主要性能超过原定的设计指标。正当首批飞机已经正式投产时，吴法宪又在1971年7月12日参加航空工业领导小组会上说：“歼8飞机性能很好，美国都知道了，要防止美帝把资料偷去，你们把图纸资料整理好，锁在保密柜里，3年不生产，什么时候生产出来都不作检讨。”吴法宪这种出尔反尔的决策，使得飞机工厂无所适从。致使已投产的飞机迟迟不能按原计划组织生产，就连设计定型的试飞任务也无正常进行。实际上，这时歼8飞机的研制已处于半停滞状态，并陷入濒临夭折的境地。
这时，被列为重点研制型号的“四号任务”，由于受技术、材料、部附件及发动机等诸多因素的限制，研制进度也非常缓慢。这是因为该项目远远超越了我国当时具备的技术水平和能力。这完全是一种不顾客观条件和超越现实的幻想。
直到1971年“913”事件后，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才使我国的航空工业开始逐渐转向正轨。这才为恢复歼8飞机的研制带来新的转机。歼8飞机联合指挥部及有关厂、所职工出于加速发展航空工业愿望和对歼8飞机研制的关心，向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信，指出吴法宪决定停止生产歼8飞机的错误，并建议抓紧歼8飞机各种性能的试飞，以尽快实现设计定型。
中国飞机--歼8Ⅱ
周恩来总理对这封信非常重视，于12月11日将信批转给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等处理。12月14日，李德生、余秋里等中央军委领导在北京召开了歼8飞机汇报会，在听完112厂、601所和630所关于歼8飞机研制和试飞的情况汇报后，会议决定，1972年继续小批量生产歼8飞机，以便再次进行全机静力试验，并加强试飞工作。从而使歼8飞机终于起死回生。
1972年3月25日，“四号任务”领导小组召开了第12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人员检查了在垂直起落飞机研制工作中的主观主义、脱离实际的错误；肯定了参加“四号任务”研制工作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积极性与所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垂直起落飞机在我国缺乏基础研究和应有的技术储备，不可能于短时间内搞成可供战斗用的歼击机”，“当前要遵循国家计划会议缩短战线，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精神，解决空军最急需的作战飞机”。因此，会议决定：“'四号任务'不列入国家型号发展计划，仍为先期研究的科研项目。”至此，“四号任务”下马，与之相应机构随即撤销。
客观地讲，“四号任务”的研制人员，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和艰苦努力。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进行了大量的试验，并在改进歼6设计的基础上，设计新的飞行平台，大胆探索了垂直起落战斗机所涉及的许多技术难题，同时也取得了一些设计和试制垂直起落飞机方面的宝贵经验。然而，设计一种新型飞机不仅要有大量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储备做支持，而且还需要相当长的试验周期。因为研制一种新型飞机，从设计到投入使用，需要相当长的周期，往往都需要10多年，有些甚至20多年的时间。“四号任务”从下达研制任务，到要求新机试飞总共才1年零10个月的时间，完全违背客观规律，更何况还是在没有预研和技术储备的前提下白手起家。因此，尽管“四号任务”的研制人员为此而竭尽全力，但事实上，他们是在“极左”路线高压的政治背景下，去完成一项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