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犯大都是日本医学界精英
歪曲人性的医学伦理至今有影响
据日本保存的《极密·驻蒙军冬季卫生研究成绩》一书记载，1941年3月，华北军防疫给水部与驻蒙军团防疫给水部在现在的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用8名八路军战俘进行野外冻伤实验，档案中有8人的名字，只是将名字的中间字有意划掉。事后，参与活体解剖的研究班班长谷村少佐为被害者宣读了悼词：“你们8个人为了人类的医学进步，献出了自己的身躯，在此表示哀悼。”
在研究人员看来，加害者煞有介事的“追悼”背后，隐藏着其对人体实验的扭曲认识。
与日本普通将官、士兵不同，七三一部队的战犯大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日本医学界精英。他们的罪行大多不是一时的兽性大发，而是在扭曲的医学伦理和人性下的自主犯罪。
二战结束后，美国与以石井四郎为代表的七三一战犯之间进行了一场秘密交易，大批本应受到审判与惩罚的七三一部队人员得以逍遥法外。
逃避了战犯审判的七三一部队成员，回国后继续在日本医学界担任要职。如京都府立医大校长吉村寿人、京都大学医学部微生物讲座主任田部井和、金泽大学医学部病理学教授石川太刀雄丸、陆上自卫队卫生学校校长中黑秀外之、日本防卫大学教授增田美保、北里研究所病理部部长笠原四郎、兵库医科大学教授冈本耕造……
这些人战后活跃在日本医学界，使歪曲人性的医学伦理至今影响着日本医学界。“人类为医学的进步进行有价值的牺牲”，这种极端荒谬、本末倒置的思维方式至今在日本医学界仍有市场。
七三一部队在战争期间的倒行逆施和战后贻害，引起了日本一批有良知的医师们的反省，他们组织了相关研究会，从战争与医学、医学与道德的角度研究日本二战期间的战争责任。
2012年，日本举行的“战争与医学伦理”检证推进会的一篇报告中这样写道：“医学工作者和医师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践踏人权和尊严，利用人体实验进行生化武器开发和参与战争的呢？那不仅是遵照国策，也是他们自己好奇心和利益的驱使。为了医学界得到国民的信赖。正确检查过去发生的事实，明确问题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