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父亲提出的方案，这2000多将士悄无声息地通过敌人的三道封锁线，突出了重围。行动中没有开一枪，也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同行的有一位德国进步记者叫希伯。突出重围后他高兴得像个孩子，对陪同他的谷牧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比在西方参加过的任何一次晚会都更有意义，更值得纪念。我一定要把这一段奇妙的经历写出来，告诉全世界。”他写的文章不久发表在115师的《战士报》上，题目叫《无声的战斗》。
儿子幸运脱险，女儿生病夭折
在父亲指挥“无声的战斗”的同时，我在照料我的刘湘阿姨带领下，也经历了躲“扫荡”的艰险历程。当时，母亲刚刚生了一个小妹妹，还在月子里面。父亲决定把小妹妹交给老乡抚养，随后又决定让刘湘阿姨带着我化装成老百姓，隐蔽在了张庄区九道沟村尹大娘家。当时我只有两岁多，还不记事。以下所述都是带我的刘湘阿姨回忆的。
那一天，刘湘阿姨和牵毛驴的小杨叔叔护送我到尹大娘家时，天已经黑了。尹大娘让她的儿子成安领着小杨去山沟里睡觉，派她的女儿秀兰背着她的小外孙，陪着刘湘阿姨和我上黄岩顶的山洞里住宿。
第二天天亮后，我和秀兰母子都还熟睡着，嗡嗡的飞机声就把刘湘阿姨惊醒了。接着她就听到山洞顶部有脚步声，抬头一看，原来在洞顶有一道很长但并不宽的裂缝，在裂缝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出现了一双牛皮鞋的鞋底，她知道鬼子就在洞顶。幸而鬼子没有发现这个山洞。
后来我们住的山洞暴露后，那个小羊倌又领我们来到另一个山洞。这个洞很小，只能容两三个人。几天后，干粮袋里连馒头渣也没有了，刘湘阿姨便从洞外的枯草丛中找来一种叫柳夹嘴的野菜。我不吃，嫌苦。她又带我到已经收获过的花生地里拣没有收尽的花生。
过了一段时间，师后勤部的军事科长周桂生找来了，要我们马上转移。我们又跟他连夜转移到九子峰下的铁峪南山。我和刘湘阿姨住在田大娘家。在这里又碰到一次惊险的遭遇。一天凌晨，敌人合围了铁峪南山。刘湘阿姨刚刚用草木灰把脸涂黑，汉奸已经进了田大娘家。他们指着我问田大娘：“这是谁的孩子?”田大娘非常沉着地说，刘湘阿姨是她的闺女，我是她的外孙，刚从婆家回来。随后田大娘对她儿子说：“还不快领着小宝出去玩去。”她的儿子便把我领出了屋。我和刘湘阿姨终于逃过了一劫。
几天后，父亲带着部队又打回沂蒙山区，我又回到部队。不久，母亲就带着我和刘湘阿姨转移到滨海地区。在这次反“扫荡”中，我那位刚刚出生还未满月、连名字都没有的小妹妹由于躲“扫荡”，交给老乡抚养，因为病了又缺医少药，已经夭折了。
“翻边战术，不是战术，是战略”
父亲率部在沂蒙山区由西向东，从南到北，同日伪军兜圈子。他经常“以敌为轴心转动”，同一路日伪军保持不即不离的状态。有时，日伪军刚刚从东面出村，他就带着队伍从西面悄悄地进了村，日伪军烧的开水还是热腾腾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对这一路日伪军的行动了如指掌，而日伪军却料想不到他们日夜寻找的八路军就在他们的屁股后面。因此，他认为在反“扫荡”中，跟着敌人走往往比较主动，而被敌人追着走，往往陷入被动。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在敌人“扫荡”时，有时也会出现被敌人追击甚至合击的被动情况。他认为在这时最重要的是尽快摆脱敌人。
一天，在指挥所附近又发现了敌情。父亲立即率部向马牧池方向转移，途中遇到一条河，河上架有一座只容一人通过的独木桥。队伍要过桥，只能改为一路纵队，行军速度大大减慢了。按这个速度，不等队伍过完，敌人就可能追上来。父亲来到河边，把作战参谋侯向之叫到身边说：“这样过不行，要动一动脑筋。你沿着桥从河里趟过去，看看水有多深。”侯参谋脱掉棉裤，一下水，感到像刀子一样扎人。他咬着牙，一步一步趟过了河。水不过齐腰深。此时已过立冬，水虽然很凉，但人完全可以过。父亲立即下令，全部徒涉。于是，一路纵队改为横队，部队很快就过了河。
过河后，有的参谋建议把桥拆掉，以免被日军利用。父亲下令：留着它。同时派人把河两岸的脚印都扫掉，消除涉水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