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见父亲
他干了一辈子革命，又是国民党元老，临走的时候，只存下六个一两一个的黄金，仅仅六个。国民党败退台湾时，陈毅碰到我的堂哥丁基实，带信给我父亲说，丁惟汾对共产党没做过什么坏事，要他不要走。潘汉年也这么说。但我父亲说，我是最初参加辛亥革命的国民党员，国民党溃败到目前这种地步，我不能不走。这是从义气出发。
可是我父亲是国民党元老，不去台湾，怎么办？他手下还有一批人，他要留在大陆的话，这些人将来肯定没有出路，他要为这批人着想。除我以外，我的兄弟姊妹他们都要去台湾。
我为什么不能走呢？我的丈夫黄万里的事业是在大陆，这是最主要的。他父亲在新中国成立时已经是国务委员了，他二哥在上海已经遇难了。我父亲劝我去，我说我不能去，我带着一大堆孩子，到了台湾，没有谋生能力，孩子的生活不能靠我父亲这个老头。我对国民党已经看够了，所以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大陆。
1948年11月或者12月，我父亲通知我说，他要去台湾了。我特地从兰州到上海去送我父亲，住在静安寺路德义大楼黄先生姐姐家，而我父亲住在静安寺路静安别墅。在他走之前的晚上，我到他住的地方看他。他干了一辈子革命，又是国民党元老，临走的时候，只存下六个一两一个的黄金，仅仅六个。我给他放在内衣的口袋里，一边三个。
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给人讲过。当时我不知道他到台湾将来会怎样。第二天早晨，我送父亲到机场，看着他上了去台湾的飞机。我知道父亲不会再回来了，我也不会去台湾，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见父亲了。
在台湾
到台湾后，父亲连房子都没有，只得住在老朋友家里。他们一败涂地，什么都没有，很红的人当然有房子，但我父亲没有房子，后来才慢慢有了房子。他本来有前列腺炎，在台湾没法治疗，去了日本治疗，但没治好，1954年就去世了。
他是第一个到台湾后逝世的国民党元老。消息来源是(大陆))内部的《大参考》，黄炎培老先生看到了。那时我大女儿黄且圆住在黄老先生家，他就告诉她，你外祖父已经不在了，你回去告诉你妈妈，我这才知道。
国民党当时还给他举行了“国葬”，把他葬在台北很好的地方，于右任给他写的碑文。但10年前，差点被拆掉。现在台湾年轻的国民党员都不知道他，但后来有人知道后就阻止了。
我哥哥的孩子们经常去给父亲扫墓。2004年，父亲在台北的故居还差点被卖掉，后来在林奕华先生协调下，向台北市文化局申请古迹保护才得以保存。
需要澄清的是，丁惟汾算是丁肇中的曾祖辈。当年丁肇中的父亲丁观海在济南求学时，常去我父亲在按察司街的家里作客。王隽英的父亲王以成是革命党人，是在烟台起义中牺牲的革命党人。国民政府成立后，丁惟汾为王隽英申请后代抚恤金两万元。王因此得以在1935年到美国留学，与丁观海结婚，并在美国生下丁肇中。丁肇中获得诺贝尔奖后，清华大学校领导来问我，你与丁肇中有没有亲属关系。我说，丁肇中与我没有直接亲属关系，只是她的母亲与我们家关系很好，经常与我们家来往。外边流传说我是丁肇中的姑姑，实质上，按照辈分，他应该叫我姑奶奶。
